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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第13页）

英亲王阿济格部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由陕西商洛、河南邓州，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带，除击溃李自成带领的大顺军外，乘势解决左良玉部明军，同多铎部在今安徽省境内会师，是为西路。

另一部清军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收取宿迁、淮安、兴化、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如皋以及长江以北滨海地区，这支清军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刘泽清部明军，是为东路。

应当说，清廷动用的兵力是相当雄厚的。

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

[68]。

同月二十五日又报：“三月初七日，臣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趋归德。”

[69]四月初五日，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

十三日清军至泗州，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做了过分的渲染。

纵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

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

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份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

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

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

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77]，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

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

[78]。

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

，把军务交幕僚处理[79]。

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

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

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冢，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80]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总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

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的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史可法牺牲了，在南明士绅中仍被视为抗清复明的英雄备受敬仰。

洪承畴被清廷派到南京任招抚江南大学士时，有人在乌龙潭写了一副对联：“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未能报国反成仇。”

[84]1648年（顺治五年）正月下旬在巢县、无为州还发生了假借史可法名义起兵抗清的事。

宣城人朱国材曾任史可法记室，清军南下后他躲在巢县某周姓人的家里，“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阁部也，苦身劳形，志存恢复。

今约会兵数万，刻日齐集，大事可图也。

但机事贵密，不可轻泄。

’”

有盐城起义失败的厉豫避难巢县，同朱国材结盟，以史可法的名义号召士民，正月二十五日集众一千多人乘夜攻破巢县，二十九日又攻克无为州。

几天以后，清援军赶到，“获贼首朱国材、厉豫，从贼者尽歼灭，仍误杀良民无数”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