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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第15页）

上曰：‘留都根本重地，朕已简用二人，一为司礼太监韩赞周，此人忠诚勤慎，足当守备之任；一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朕未识面，然人争言其材，朕亦诇得之。

今得卿而三，朕无忧矣。

然赞周扫除长耳，可法起家孤寒。

若卿与国休戚，较二臣更异，知必尽心，副朕委任也。

’其后可法、赞周皆竭忠死事，而卖卢龙一道者，即与国休戚者也，伤哉！”

[93]明朝的勋臣主要是开国与靖难功臣的后裔，这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只知托庇祖宗余荫，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一旦国难当头，除个别稍有志节者以外，大抵是身家之念重于国家，卖降恐后势在必然。

崇祯帝固然看错了人，但即便另派一名勋臣守备南京也不大可能出现什么奇迹。

韩赞周在清军进入南京后自杀，但他的情况同赵之龙不同。

弘光既立，他的地位就被深受朱由崧宠信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卢九德取代。

卢九德则投降了清朝，顺治三年底他仍想按明朝旧例督理苏杭织造为清廷统治者效犬马之劳。

不料碰了一鼻子灰，清廷谕旨说：“卢九德不当列名疏内，况秉笔太监本朝无此职衔，着削正严饬。”

[94]

从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到次年清军占领南京，明朝的文官武将绝大多数好像蓬草一样随风而转。

大抵而言，风云气少，儿女情多。

这同明后期吏治的腐败有密切关系。

然而，当历史处于大转折时期各种人物的表现往往显得千差万别，很难准确地纳入一定的模式。

张怡记载，“清兵入城，百官争投职名求用，前定北来诸臣之罪喙长三尺者，至是膝软于绵，面厚于铁，不自觉矣”

[96]。

张怡身经两京之变，都未出仕“新”

朝，发表一通诛心之论自在情理之中。

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把大顺军占领北京后投降的明朝官员贬之为“从贼”

或赞之为“参加农民革命”

一样，降清的官员也不能一概而论。

钱谦益就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

弘光朝兵科右给事中吴适记载，他在五月十三日“晚晤少司马梁眉吾（云构），知文武大臣已修降表赴大清军矣。

十四日大雨，访宗伯钱谦益，不晤，但令人传语：‘宜速往浙中择主拥戴，以图兴复。

’余笑谢之”

[97]。

这说明他列名降清时，仍寄希望于兴复明朝。

降清后他除了向多铎献上礼物，还亲自写信劝江南士绅归附清朝：“钱谦益首树降旗，素与受兹（中书舍人王介福字）善，谓之曰：娄东汝故土，当疾驰归，以户籍献，大官可得矣。”

[98]祁彪佳在日记中也写道：“六月初五日，抄钱牧斋手书数通，称北兵为三代之师，谆谆劝邑中归顺。”

同月十一日项下，他又记了这样一条：“先是，钱牧斋有密启上潞藩。”

[99]意在拥戴朱常淓。

两三个月后，他给臭名昭彰的冯铨（时任清内院首席大学士）[100]写信，“言安辑江南事宜，内有招抚阮大铖之语”

。

清廷对这封信颇为重视，交给即将出任招抚江南总督军务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抄录一份。

[101]这就是后来清方录用阮大铖的缘由。

南明一些史籍（如钱秉镫《所知录》等）都说阮大铖降清是冯铨荐引，却不知道居中引线搭桥的却是这位东林巨子。

钱谦益降清后被挟持北上，清廷授予其礼部侍郎的官职，一年后告病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