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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发挥的都是自命为东林—复社的“君子”
,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
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以“国史”
自居,对弘光迎立做了如下的描写:
北都之变,诸王皆南徙避乱。
时留都诸臣议所立者。
兵部尚书史可法谓:“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贼中,以序则在神宗之后,而瑞、桂、惠地远,福王则七不可(原注:谓贪、**、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
惟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
是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演祚。
未定,而逆案阮大铖久住南都,线索在手,遂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后可以为功。
乃使其私人杨文骢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
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
杨文骢见之,启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钱买酒食共饮。
而风色正顺,遂开船。
两昼夜而达仪真。
可法犹集文武会议,已传各镇奉驾至矣。
士英以七不可之书用凤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
[15]
黄宗羲的这段记载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派杨文骢携带空头笺不问是哪位藩王迎来南京,拥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简直是一派胡言。
史可法在迎立问题上受了马士英的欺骗确有其事,但说马士英“用凤督印印之成案”
却毫无意义,因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伪造的,盖上凤阳总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
的信件落在马士英手里,不盖凤督印仍是个重大把柄。
黄宗羲这段“高论”
中关键是“或曰:福王也”
。
采取这种史笔实际意味着弘光帝是未经“验明”
的朱由崧“正身”
。
关于弘光太后,黄宗羲也恣意诋毁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
太后张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
年与帝相等,遭贼失散,流转郭家寨常守文家,马士英遣人迎之至。
其后士英挟之至浙,不知所终。
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宫,而选择民间不已者,太后之故也”
。
[16]他的弟子万斯同深得老师真传,昌言无忌地写道:
河南府(即洛阳)破时,福王为贼所啖,诸子未有存者。
府中数宦侍逃至怀庆,无所得食。
其中有福府伴读李某者貌颇似福王次子通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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