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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下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战局（第5页）

近王（进才）、马（进忠）诸勋举动甚是乖张，治生已有檄谕之矣，谅此辈必不负治生也。”

堵胤锡读信后不胜感慨，对兵部侍郎毛寿登说：“我等封疆之臣，罪且难赎，何公尚欲言功耶？”

[29]鲁可藻记：“初，忠贞至长沙攻城，已挖二窟，城内岌岌。

腾蛟意：长沙自我失之，必自我复之。

遂以忠贞援江，候调标镇各营同进复长沙也。”

[30]堵胤锡在忠贞营即将攻克长沙时也不无得意地说：长沙自“督辅失之，我为复之，不亦善乎？”

[31]何腾蛟听到后妒意倍增，他竟不顾一切，以督师阁部的权力下令把即将攻下长沙的忠贞营调赴江西，表面理由是派他们解救被谭泰、何洛会部清军包围在南昌的金声桓、王得仁；实际上是要让自己直接节制的南明杂牌军队收复长沙。

堵胤锡拗不过何腾蛟（他原是何的下级，何腾蛟又有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在朝廷内鼎力相助），被迫下令忠贞营于十一月十六日放弃即将攻克的长沙，怅怅然带兵东进。

当时亲见其事的汪辉记载：“何公自至湘，将一只虎十三家调往江西，马进忠调下湘潭。”

[32]长沙城里的清军逃脱了覆没之灾，趁解围的机会四出抢粮，加固城守。

何腾蛟拼凑的杂牌官军战斗力既不强，又调度不灵，大部距长沙尚远，以致坐失事机。

如果何腾蛟稍有大臣度量，以国事为重，绝不至于出此下策。

当时的形势很明显，李赤心军拿下长沙只是指顾之间的事，一旦攻克省会，湖南一省将迅速底定，南明不仅将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而且趁屡胜的兵威东救江西，北取入湘门户岳州，整个战局将大为改观[33]。

第三节　济尔哈朗进军湖南与何腾蛟被俘杀

何腾蛟下令把围攻长沙的忠贞营调走以后，自以为可以让自己节制的勋镇拿下长沙，攫取首功。

然而，他情报不明，不知道清廷所派济尔哈朗统率的满、汉大军正在向湖南推进。

清廷接到湖广总督、巡抚、巡按诸臣连续告急的奏疏[34]，于1648年（顺治五年）九月十一日决定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统兵讨湖广逆贼李锦”

[35]。

十月，济尔哈朗军行至山东曹州，参与镇压该地的农民反抗；十二月在湖北安陆府喂马[36]，休养士卒，准备大举入湘。

何腾蛟对敌情缺乏起码的了解，加以指挥无能，在忠贞营于十一月十六日撤离长沙后，始终没有组织成一支进攻长沙的兵力。

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济尔哈朗大军进入湖南，何腾蛟部下诸将如惊弓之鸟，纷纷拉起队伍就跑。

何腾蛟身边只有马进忠部少数兵力，自知难以迎敌。

他在无可奈何之时，给永历朝廷上疏奏称：“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复诸城一旦尽弃，引罪自劾。”

[37]何腾蛟原疏未保存下来，但从南明人士的记载里可以推测他的“引罪自劾”

肯定隐瞒了自己把忠贞营调走招致全局败坏的真相，许多南明官绅又同何腾蛟、瞿式耜沆瀣一气，对原大顺军改编而成的忠贞营怀有很深的偏见，因此把这段历史描绘得混乱不堪，全部责任都推到忠贞营和节制该营的堵胤锡头上。

例如，堵胤锡邀请忠贞营入湘，李赤心、高必正应命率部于九月间到达常德，十月二十一日由常德南下；何腾蛟在十一月间给瞿式耜的塘报中还说“本阁部不以恢长为喜，而以忠贞来附为喜”

；同年十二月初一日瞿式耜转奏后奉圣旨还说：“今长、湘凯闻，李赤心、高必正等雄冠诸军；制辅堵胤锡联属各部，以成大捷，朕心嘉悦。”

[38]可是，到了王夫之等人的笔下，就变成堵胤锡招忠贞营参加湖南会战仿佛是一种阴谋，李、高兵进至常德百里外时堵胤锡才写信通知马进忠，“进忠大惊，疑忠贞营之众旦夕即并己，立命焚廨舍庾积，掠百姓，拔营南走……进忠去常德，王进才、牛万才不知所出，遂约刘体淳（纯）、张光翠同走衡、宝间。

忠贞营至常德，已赤土无茎草，不能留，即尾进忠后，自宁乡趋湘潭。

马蛟麟徐出收常德，湖北复陷。

诸军猬集于湘，高必正遣偏师攻长沙，以谢胤锡，不克，亦退湘、衡间，互相疑掣，转掠千里，胤锡无以制之。

腾蛟泛轻舸至湘潭，乃与胤锡议，以南昌求援甚急，胤锡督忠贞营渡湘而东走醴、攸，往援江。

而忠贞营徘徊茶、攸间，殊无行意。

湘潭陷，腾蛟败没，忠贞营奔衡州走郴，为入粤计。

胤锡不能令也”

[39]。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