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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我的治学经历1代自序（第4页）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发表了综合报道，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李岩评价问题讨论集》。

我的文章基本论点正是根本否定李自成起义军中有过李岩这个人物，所谓的评价自然就毫无意义。

我发表这样的惊人之文，绝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仅据郑廉和《杞县志》的旧说；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过有关史料，其中仅地方志就有千部以上，何况还有时人文集、档案等资料；数量相当庞大，可是就是没有一条能证明李岩存在的确切材料。

1984年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的附表前面有一段话：“过去在一篇关于李岩的拙稿中谈到，我们现在对许多职位很低的大顺政权文武官员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为什么名声仅次于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岩’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真实材料？我愿意借此机会建议对李岩问题关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工作，不要在不分真伪的‘有史料依据’的水平上停滞不前。”

现在，又过了十几年，查阅的书更多，仍然没有发现李岩的可靠材料。

请同行学者想想，按通常的说法，李岩是崇祯十三年参加起义的，这正是李自成起义大发展时期，起义军先后攻克的大城市就有洛阳、襄阳、西安、太原、大同、北京等地，李岩既是制将军又是主要谋士，当时各方面的人都密切关注李自成起义军的情况，再说李自成军在北京停留了四十三天，在京的明朝官员就有两千多人，其他识字的人还多得很，为什么就没有人见过李岩并留下哪怕一条记载呢？至于野史中出现的大量李岩“事迹”

，我在《李岩质疑》一文里已经做了论证，是由小说的虚构情节混入史籍的。

明朝后期党争和绅衿纷斗非常激烈，编写小说和传奇作为斗争手段是常见的事，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

由“葫芦道人”

“懒道人”

编写的《剿闯小史》在1644年秋天就已经在江南书店内发卖了，这时弘光帝已经即位，所以书中寄希望于弘光中兴，而且李自成也还在世，小说的编者除了收集一些广为人知的大事外，还杜撰了不少情节以增加趣味并弥补自己见闻的不足，其中就包括了有关李岩的创作。

入清以后，《剿闯小史》曾多次改名，如《定鼎奇闻》《新世宏勋》。

康熙十年计六奇编成《明季北略》，其第二十三卷（补遗）就是以《新世宏勋》为底本删改而成。

此后人们以《明季北略》为史书加以引用，并未想到其中竟有小说家之虚构；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大量采用了《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以至李岩其人其事广为传播。

1978年5月《李岩质疑》发表后，7月1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夫妇和美国耶鲁大学郑培凯先生来我校访问，由何兹全教授和我接待。

当时，我很少说话，到上午快结束的时候，郑先生问我：“顾先生发表了什么文章？”

我回答：“最近在《历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

他突然想起来问道：“是不是《李岩质疑》？”

我说：“是的。”

他回到美国后立即告诉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Buffalo）分校的戴福士教授（Pres）。

戴福士教授研究的重点是河南省（史学界的一种分区研究方法），他阅读过郑廉《豫变纪略》等书后也对李岩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77年冬曾来过中国访问，找到上海的杨宽教授等人交换意见，可是这些人谈的都是对李岩的评价，同他的本意不一致。

于是，他回国后自己继续研究，正在这时他因郑培凯的推荐读了我的《李岩质疑》，立即来信表示同意。

不久，他就寄来了自己的长篇打字文稿ThePuzzleofLi-Yen（《李岩之谜》），此文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

1978年年底，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

后第一次史学界学术讨论会，即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尽管条件较差，到会的各地代表却非常踊跃。

正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谢国桢、王戎笙、白钢等八位先生，华东师大的谢天佑、王家范，兰州大学的赵俪生，郑州大学的高敏，山东大学的孙祚民，陕西师大的孙达人，河北大学的漆侠，当时在上海师大的王春瑜，还有很多同行，记不清了。

会上讨论得非常激烈，主要是围绕着一些观点争论不休，自然是各持己见，得不出什么结论。

会议发起单位华东师大还组织与会者在上海参观了党的“一大”

会址、豫园，到苏州游览了拙政园、虎丘、寒山寺；会议结束时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我也当选为理事。

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还处于**，两年一次的年会颇受史学界的重视，由谢天佑、王家范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和白钢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论丛》不仅能顺利出版，而且有相当影响。

在这两种刊物上，我发表了一批有关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题研究文章，澄清了不少问题。

到1982年冬终于写完了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该书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量达一万六千册，早已脱销。

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上，取得的进展主要为：

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

对明朝末年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别无生路，引用的典型史料颇能说明问题，从而论证了起义的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