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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第1页）

第七章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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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自成起义军挺进河南

崇祯十四年（1641）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的一年。

这年初，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张献忠起义军奇袭襄阳，标志着起义军同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此义军所向无敌，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李自成部义军攻克洛阳和在河南的大发展，并非侥幸或偶然而得。

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内，李自成部义军往来活动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崇祯十三年夏，明王朝调集的官军逐渐向这一地区集中，对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义军的压力不断增大。

李自成就在这年的六七月间，由湖广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的淅川、内乡一带。

[1]

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战争大发展的背景。

根据许多地方志中保存的材料，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

灾荒的形成，除了这年气候恶劣，连续几个月干旱、蝗虫为害以外，明廷加派剿饷、练饷迫使农民逃亡，造成农业生产急剧萎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举例来说，崇祯十四年武安（当时属河南彰德府，今属河北省）知县窦维辂在奏疏中报告：“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

通计本县正派条银，新、旧、练三饷共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漕米二千三百四石，辽米豆共一万二千五十三石，临清仓米六百八十八石，禄米八百四十二石。

加以三年压欠，应征不下十余万。”

以残存的二千户、一千八百余丁，承担这样巨额的赋税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农民除了死掉的以外，“居他乡者，只惧粮差重累，不敢承种田亩。

即来岁丰稔，有土无民，依然荒芜”

[2]。

关于灾荒的严重性，由于材料太多了，这里只着重谈谈河南省的情况。

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地区，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

明王朝在这一个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如牛负重。

在明末多事之秋，频繁的军队调动、官差的往来，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

连年的大旱、蝗灾，把河南变成了赤地千里。

明政府在这样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

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之外没有任何出路。

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

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

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

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

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

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

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

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

过岁春事益奇，人死已归土，丘垅欲干，取厌朝饥；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

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