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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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别人谈论自己总是很有意思的，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

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大家对我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更多。

不过，这些辩护词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有罪，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宽恕的借口。

但是，有一件事让我隐约觉得尴尬。

尽管我心里忧虑，但我偶尔也想加入进去说几句，但这种时候，我的律师就会对我说：“您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处理这件案子时，把我撇在了一边。

这一切都在进展着，而我不能有任何干涉。

我的命运被发落，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

时不时地，我想打断所有人的话，对他们说：“追根究底，谁才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

我也有话要说！”

但是想来想去，我也没什么要说的。

况且，我得承认，人的兴趣点总不会持续太久的。

比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让我厌烦了。

只有那些与全局无关的只言片语、一些手势和大段独白，还能使我震惊，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从心底里就觉得我杀人是有预谋的。

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

就像他自己所说：“先生们，我会提供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

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接着还有这个罪恶灵魂在其精神状态驱使下，对我投出的隐晦目光。”

他总结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

他强调了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年纪，第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而且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还带玛丽回家。

这时候，我花了好久才搞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情妇”

，而对我来说，那就是玛丽，不是什么情妇。

接着，他谈到了雷蒙的事情。

我发现他看事情倒还是很清晰的。

他所说的，看起来倒头头是道。

我和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一个“道德可疑”

的男人去羞辱她。

我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挑衅。

雷蒙受伤了，我向他要来了手枪。

我为了使用武器，又一个人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