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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作为起点的局外人（第1页）

导读：作为起点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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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法国文学研究）

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

[1]——加缪

出版于1942年的《局外人》，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论其读者之多、译本之众在世界范围内均屈指可数，其文学和文化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国、一语。

而在中国，早在1961年便有孟安先生的译本问世并小范围传播，并经过八九十年代柳鸣九先生与郭宏安先生的再次译介在汉语世界广泛流传，其小说意涵在中文读者中引发了持续性的广泛探讨，更成为了现代小说的经典范例。

在《局外人》中，加缪塑造了一个典范性的现代人形象：默尔索。

这位把“我怎么都行”

挂在嘴边的小说主人公，对一切社会规范都显得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同时又以一种近乎魔鬼般冷峻的目光静观世人，甚至在自己的审判大会上也仿若一名看客，却又在诸多隐秘的瞬间表露着对世界的亲和，沉浸于其生活的当下性之中。

这部简短的小说，总计不过两部十一节，却在极其精简的笔墨之间隐下无穷伏笔，使得对于《局外人》的解读呈现出近乎无穷的丰富性。

1957年，当加缪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他说道：“当我开始创作时我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想首先表现否定性（这个字眼有时用来指涉荒诞）。

以三种形式，小说的——《局外人》、戏剧的——《卡里古拉》和《误会》、思想性的——《西西弗斯神话》。

如果我对此从未有所经历，那么我根本无法将其谈及；我没有任何想象……我知道人们不能在否定性中生活，而我早已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序言中对这一点作出了宣告；我依然是用三种形式对肯定性（反抗）作出了预示，小说的——《鼠疫》、戏剧的——《戒严》和《正义者》、思想性的——《反抗者》。

我已经隐约瞥见第三个层次，围绕着‘爱’的主题。

这是我正在构思中的计划。”

类似的提法在加缪的笔记与言论中反复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并非简单的事后追认。

《局外人》作为加缪“荒诞系列”

中的核心作品，是其日后庞大创作构架的基石和起点，也是我们理解加缪思想演变的关键。

下面，我们将借助加缪的诸多笔记与散文以及《局外人》本身的线索，对这部作品进行细读与分析。

《局外人》的诞生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小城蒙多维。

1914年7月14日，由于疟疾肆虐，其父吕西安·加缪举家迁回阿尔及尔。

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吕西安应征入伍，同年8月24日于马恩河战役中头部中弹负伤，10月死于法国北部滨海小城圣布里厄。

伴随着父亲的去世，母亲不得不带着出生不久的加缪搬至阿尔及尔郊区的贫民窟库尔贝尔，与严厉的外祖母及残疾的舅舅共同生活。

在一个文盲家庭中，虽然幼小的加缪时常能从母亲充满爱意的沉默中感到一种无言的温暖，但却不得不忍受双重的贫穷：既缺少物质收入，更没有任何书籍可供阅读。

加缪便在这样一个文学彻底缺席的环境中成长了起来，但却并未因此落入平庸的泥沼。

童年的贫苦没有折损他生活的热情，因为他发现了无价的财富——与他相伴的星空、大海与阳光。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生于贫困，但在幸福的天空下，在大自然中，我与之感到一份融洽，而绝非敌意。

我的生命因此并非始于痛苦，而是始于圆满。”

而与此同时，1930年一场险些使他致死的肺病让他对死亡有了深切的体悟；1934年他与第一任妻子西蒙娜·伊耶迅速失败的婚姻令他感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脆弱；他本人的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记者工作的经历，更让他对社会底层惨烈的生存状态有了清晰的认知；而他在求学时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和萨特作品的阅读，则使他在文学与哲学层面获得了关于生命之残酷与荒诞的范例。

凡此种种，使他在创作起步阶段便对荒诞产生了多角度的理解。

正如他在1937年出版的人生中第一本著作《反与正》中说的：“有两件事对我极为珍贵，我也难以将它们分离：我对光明与生命的热爱，以及试图描述绝望经历的隐秘执念。”

这也许便是《局外人》动笔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