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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第2页）

奥托时期开始的经济复苏带动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社会的基督教化进一步加强，修道院开办的学校吸收世俗贵族子弟接受古典文化教育，教堂建筑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自奥托大帝时期起，教会和修道院就是德意志王室施政的一大政治支柱，君王在给予修道院和教会特许权的同时，也牢牢地掌控对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及大主教的授职权。

萨利尔王朝不仅延续了这一教会政策，而且还把这一政策延伸到罗马教会，染指教皇的任免。

为此，萨利尔王朝的君主们积极支持修道院和罗马教会的改革。

然而，罗马教会通过改革提升其宗教权威，不甘受世俗君权的摆布，激化罗马教会与德意志皇帝之间的矛盾，酿成公开的对峙，引发对主教授职权的争斗。

罗马教会与德意志反皇帝的贵族们联合起来，以对君王处以绝罚、另立新王的策略，迫使德意志皇帝不得不妥协，走上卡诺萨之路。

主教授职权之争改变了德意志政治力量的格局，也改变了皇权和教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贵族在其领地的权势以及对帝国事务的影响力。

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极大地限制了德意志君主的集权，与教皇妥协签订的《沃尔姆斯协议》不仅没有改善政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加剧了君权与诸侯之间的对立。

诸侯利用选举国王的权利推举对各自有利的国王候选人，导致王位更替的乱象不断，甚至为英、法国王觊觎德意志的王位提供了机会。

施陶芬王朝依靠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划分帝国内的公爵和伯爵领地，将其封授给皇帝的支持者，给予他们各种特许权，改变贵族社会的结构。

诸侯获得的新的特许权成为邦国制形成的政治保证。

邦国制是德意志王（皇）权走向集权的一个重要障碍，加剧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邦君诸侯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与教皇以及英法国王结盟，一再选举对立派国王进行抗衡，多次出现两王并立的政治局面，甚至出现无政府的“大空位”

时期。

为克服政治局面的这种混乱，德意志的大诸侯们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确立了七大选侯制度。

然而，选侯制度不仅没有避免两王并立的现象，反而更加剧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选侯的政治势力更强大。

邦国制延缓了德意志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

政治上分裂的邦国制造成多个政治中心，对经济结构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市民阶层因为在经济上起到的主导性地位提升其政治上的影响。

然而，邦国制的确立为商业活动设下了重重障碍，首先是关卡林立，其次是缺少统一的货币体系。

为了克服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利因素，有着商业往来的城市联合起来结为城市同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汉萨城市。

城市同盟并没有消除统一市场的障碍，反而更加剧了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成为邦国制政体不应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基础。

在西欧大拓荒运动中延续了2个世纪之久的东进运动不仅开垦了东部的荒原，同时也对德意志的农业结构的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新形成的贸易区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德意志的封建主为吸引当地的农民在东部地区拓垦，给予他们拓荒自由民的身份，此后又因为土地的持有权和用益权的改变使两者之间的法律身份越来越模糊。

货币地租松动了农民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制因此而解体，租赁土地的迈尔（Meier或Maier，拉丁语为Maior或villicius，意为管理人、承租人）成为新的富裕农民。

14世纪中叶，肆虐西欧的黑死病为德意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口大量死亡，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几乎停滞。

黑死病之后，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土地所有权大转移，庄园制彻底瓦解。

黑死病之后农业的巨变加速了农产品进入国际贸易的领域，粮食的国际贸易刺激了大地产的发展，在德意志帝国的东部地区出现了“二期农奴制”

，农民的徭役和赋税加重，激化了农村中的社会矛盾。

在胡斯战争的影响下，农民的反抗越演越烈，并自发组织起了带子鞋会。

各地先后爆发的农民反抗最终酿成了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农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对城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业生产为手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是推行包买商制度的先决条件，包买商制度在城市中培植了一个富有的市民群体，富裕市民扩大其经营范围，有了最初的大贸易商行。

在这些富裕市民中一枝独秀的是富格尔家族，他们不仅经营商业而且还从事银行业，涉足采矿业、纺织业等实体经济，同时还赞助德意志的文艺复兴。

城市是西欧中世纪两次文艺复兴的栖息地，异端运动的兴起、对古典经典的翻译、罗马法的研究以及经院哲学的争辩打破了中世纪在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各种禁忌。

中世纪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法学、宗教和政治等各领域的精英，在大学中涌现出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他们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实践提出新的宗教观念和政治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德意志帝国进行了迈向政治现代化的帝国改革，为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德意志中世纪历史的轨迹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无法建立统一政治体制的邦国制虽然阻碍了德意志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延缓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但此后在这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对近代西欧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本卷作者王亚平

2016年12月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