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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结构的渐变 一社会中的三个等级（第7页）

他们不享受国王司法审判权的保护，必须为领主服劳役，缴纳各种具有封建义务的赋税，而不向集市的领主缴纳赋税。

11世纪初，城市的领主开始拒绝那些不缴纳集市税的依附的手工业者进入集市从事经济活动。

1023年，沃尔姆斯的大主教布尔夏德明确宣布，在城市中居住的依附手工业者要离开其领主，有自己的作坊，成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的手工业者，承担集市人应该承担的纳税义务，这样才可以享有与商人同样的特许权。

这一规定很快就在德意志的城市中普遍实施。

11世纪初期，依附的手工业者的境况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的生产能力超过了领主自身所需，在满足了领主的的封建赋税义务之后，能够自主销售的产品的数量大大增加，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具有了拥有作坊的经济实力。

在经济上的独立，致使他们逐渐地融入到自由的集市人中，居住在同一城市里的同行业的手工业者依照商人的方式联合起来结成了同业公会（Zunft）。

为了摆脱领主对其人身自由的束缚，他们以“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Stadtluftmachtfrei）反对城市领主们强调的“城市的空气是自己的”

（Stadtluftma）。

在城市中获得自由的手工业者也同样享受着国王给予商人的特许权，1101年，海因里希四世在给予施派尔市的特许权中强调，尽管那些独立居住的手工业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但这个特许权对他们同样有效，因为只有那些真正居住在封建主庄院中的手工业者才具有依附身份，才受庄园法的约束。

1107年、1109年，海因里希五世在先后给予列日市和马斯特里赫特市的特许权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把在城市里独立居住的手工业者看作是具有公共意义的集市人（pubicusmercator）。

城市以市场为经济中心，以手工业和商业为经济活动主体，所以城市的经济活动与土地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如著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所说的：“没有哪个时代有过像中世纪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农村的社会、经济之间那样鲜明的差别。”

正因为这样，在从土地中衍生出各种权利的中世纪社会里，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既然因为没有土地而毋需履行各种封建义务，自然也就不可能凭借土地获得相应的保护和权利，市民的经济活动由此受到封建主的极大制约。

国王给予城市特许权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市民，保护那些不享有政治权利的市民免受地方封建领主滥用自己的权力而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进行蚕食和剥削。

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王权给予异教徒犹太人的特许权，把他们置于王权司法审判权的保护下，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居住地，从事国王和教会所需要的商业活动。

在各地开办的市场和集市也都是因获得国王给予的特许权后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正是在这些市场或者集市的基础上复苏或新建了许多中世纪的城市。

城市复苏和新建的标志是修建城墙，城市市民获得的特许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有权修建城墙。

城墙的防御功能是不言自明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城墙使城市成为一个不同于农村的完全独立的社会，一个不同于庄园的社会经济组织。

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皮朗就曾这样说过：“不可想象在那个时代会有一座不筑墙的城市；这是一种权利，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是任何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种特权。”

市民修建城墙不仅仅具有防御外敌的目的，尤其是在匈牙利人入侵之时，并且城墙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区别城墙内居住的人与在城墙外居住的人的法律身份。

那个时期广为流行的政治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是对城墙所具有的这种社会功能最切实的写照。

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因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依据特许权解除了采邑制和庄园制建立的人身依附关系，凡是在城市中居住了一年零一天的人都是自由人。

自由是中世纪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属性，修建城墙把城市围起来是中世纪城市复兴的一个标志。

海因里希四世在给科隆市民的特许权中，首先承认了市民修建城墙的权利，市民们参加同盟的首要义务也是修筑城墙。

城墙表明市民有了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区域，商人和手工业者都被市场固定在商业的共同体中，11世纪的史料中，含有出售商品意义的forum（市场）一词取代了原来的mercatus（市集）；burgenses（城里人）、urban（城市居民）、icivies（市民）等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mercatores（集市人）逐渐地消失。

城墙里的市民能够自由选择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容、方式，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自由使市民有了完全的“个人”

的财产，在领地制经济体制中有了一个新的因素。

领地制无可否认是一种财产的私人占有制度，然而在这个占有制度中，相对于土地的占有权来说，其用益权更具有实际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这个私人占有制中仍然存在着公共的和个人的区别，如公共的草地、林地、河流，这些公共的财产属于村庄，属于领主，但是领地内的居民对此只享有用益权。

德国的史学家巴德尔认为，在中世纪的这种土地制度中地产的使用权（Nutzung）代替了占有权（Eigentum）。

但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财产所有权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占有，不存在用益权的概念，这就决定了城市社会逐渐与农村社会有了区别，而城市市民则更希望置于国王司法审判权的保护之下，以此摆脱封建领主对商业、手工业经济活动的控制，以及对其完全个人财产的侵害。

基于此，在与地方诸侯争斗时，市民成为国王可以依靠的新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