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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史第二卷 信仰分裂时代15001648 前 言（第3页）

（Rei），希望通过改革，消除混乱，增强国力。

但在由谁掌握帝国统治权问题上，国王与等级改革派又互不相让，展开了激烈争夺。

国王要增强帝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君主的政治行动空间；等级改革派则要用选侯联盟统治取代君主个人统治，建立贵族寡头政治。

通过国王与等级改革派的相互妥协，帝国改革得以部分实现，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政局。

无论国王还是等级改革派都力量有限，都不能按照英国或法国的模式将神圣罗马帝国建设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鉴于帝国的没落已经覆水难收，一些势力较大的帝国等级，特别是选侯和大诸侯便把精力转到自己所管辖的领地上，利用早已获得的诸多政治、经济特权，致力于进行国家建设：设立邦国政府，招募官员和军队，削弱贵族特权；干预城市和教会事务，实行社会驯化；通过征收赋税、投资矿山、铸造货币、垄断贸易等手段，增加财政收入；通过创办大学培养专业人才，充实官僚队伍，提高工作效率；确立长子继承制和领土不可分割原则以统一领土；建立以邦国君主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度。

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宗教事件，它最深的关切是神学性的。

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路德长久以来就对负有“原罪”

之人的“得救”

问题苦思冥索，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答案。

他也曾尝试教会所提供的“救赎”

方法，希望通过刻苦修炼获得上帝的宽恕。

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在极度绝望的时候，路德顿悟到上帝的恩典，从而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虽然受到教会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但路德对自己从深刻的宗教体验中获得的思想观点的正确性极具信心。

为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的缘故，即使被教皇开除教籍、被皇帝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者，路德也不放弃自己的学说。

而在帝国选侯、萨克森（Sa）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III.，1463—1525）的保护下，不仅路德的身家生命得到了保全，“路德事件”

（CausaLutheri）也从纯宗教领域转入了宗教政治斗争领域。

马丁·路德否定善功得救论，张扬上帝的恩典和圣经的权威，强调基督代人赎罪和因信称义学说。

他也揭露罗马教皇的腐败堕落及其对德意志民族的剥削掠夺，呼吁德意志贵族在组织上、司法和行政管理上摆脱罗马教廷的一切控制。

他还取消教会的神圣性，创立邦国教会，号召基督徒服从世俗政府而不要服从错误的教会。

路德的宗教—政治主张不仅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也受到不少诸侯的大力支持。

在“激进派宗教改革”

（Theradiation或DieradikaleReformation）和“普通人革命”

（RevolutiondesGemeinenManns）**过后，“诸侯宗教改革”

（Fürsteion）或“官厅宗教改革”

（keitliation）也广泛开展起来。

一大批皈依了福音教的诸侯自觉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

他们选派神学家和法学家进行教会视察，纠正弊端，纯洁教士队伍；没收（或者至少委派官员监控）在神学上已经成为多余之物的教会财产充作俗用；颁布法令，规定教牧制度、教会教义和礼拜仪式，创立宗教统一；设立由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教会监理会”

（Konsistorium）或“教会参事院”

（Kirrat），处理基督徒婚姻和家庭纠纷事务；建立基督教学校，实行强迫教育，培养知识广博的教师，造就“真基督教徒”

；把教会组织成了一个邦国统治机构，将神职人员改造为邦国行政管理人员，使教会生活官僚政治化；加强政治驯化、社会监控以及对行为反常的团体的镇压或者驱逐，打造新型的社会秩序。

为了对抗皇帝和其他反宗教改革势力的镇压，保卫宗教改革的各项成果，福音教诸侯还相互串联，缔结军事同盟，发动和参与宗教—政治战争，力争使福音教成为与天主教并列的合法宗教，使福音教教徒享有与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权利。

诸侯宗教改革制止了罗马教廷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和剥削，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特权，排除了皇帝或帝国机构向邦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确立了由诸侯和邦国政府决定邦国的宗教信仰、管理和处理宗教事务的制度，促进了邦国的国家化建设。

一些管辖区较大、实力较强的邦国，如奥地利（sterreich）、巴伐利亚（Bayern）、萨克森、勃兰登堡（Brandenburg）、汉诺威（Hannover）、符滕姆贝格（Württemberg）和梅克伦堡（Meburg）等，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各种各样国家机器和国家主权的独立国家，其统治者也成为精神上和尘世上的双重领袖，为实行邦国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

但也应当看到，在宗教改革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罗马人皇帝仍是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中也继续充当帝国的首席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