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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经济衰退与社会危机 一经济衰退（第1页）

第二节经济衰退与社会危机一、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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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帝国经济曾经十分繁荣，一度处于欧洲的首位，但自16世纪中叶起，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与中欧和北欧的贸易大幅减少，帝国失去了原先具有的、在这一贸易中发挥中介作用的经济地位，加上英国、俄国、丹麦、瑞典（吕贝克在1563—1570年与瑞典之间的长期战争中惨遭摧毁）、波兰、荷兰等国竞争的加剧，矿产资源的枯竭和王室对债务的拖欠等因素，神圣罗马帝国经济迅速地从繁荣转向萧条，帝国南北部各城市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汉萨同盟风光不再（1593年安特卫普商站关闭，汉萨同盟在佛兰德活动宣告终结），许多大公司和大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商人沦为西欧较发达国家商业资本家的业务代办。

商路转移对于帝国经济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但在过去这种不利影响被夸大了。

大城市的经济数据依然呈现虽然有些减弱但仍进一步上升的发展趋势。

帝国南部施瓦本城市位于从上意大利到尼德兰、从法国南部到哈布斯堡东南部这一巨大商业贸易地区的切点。

人口的增加、经济的集约化和工商业生产的扩大开启了新的机遇和赢利的可能。

其基础是纺织品生产和香料、番红花和奢侈品贸易。

货币像以往一样流行。

禁止利率超过5%的命令到处被规避着。

基督徒比从前的犹太人更贪恋金钱。

所有人都想用投机的方法，例如兑换金钱和签订巧取豪夺的契约等，发财致富。

尼德兰因为战争和动乱，经济发展陷于停滞。

帝国城市科伦的商业贸易却乘机活跃了起来。

弗拉芒（Flamen）、瓦龙（Wallonen）、意大利和葡萄牙商人的大量涌入，极大地促进了该市的经济生活，并使它取代尼德兰，成为在东北欧、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三地之间进行远程贸易的基地和中转站。

莱比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保持着旧日的繁荣，其博览会仍然是欧洲最吸引游人的活动。

在1600年前后，欧洲地中海贸易与其他海外贸易的整体规模大体相当，很难说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一种使帝国处于经济边缘地位的转变。

相反，商道的转移却使帝国北部地区的贸易大获裨益。

因为宗教和种族原因而受到迫害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难民和犹太人的大量涌入，也为帝国北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虽然汉萨同盟的成员从1557年的63个减少到17世纪初的14个，但汉萨同盟的衰落并不等于汉萨城市经济的萧条。

不来梅扩大了纺织品的进口，牲畜和生皮的出口。

汉堡不仅在谷物、布匹、铜和盐的贸易方面大有发展，而且还上升为帝国主要的货币市场。

埃姆登（Emden）、吕贝克和汉堡的商船运货量仍然大幅度增加。

1570年，埃姆登的商船运货量为2.8万公吨，吕贝克为1.6万公吨，汉堡为1.35万公吨。

在农业方面，因为土地开垦达到了自然允许的极限，部分邦国颁布了禁止垦荒的法令（符滕姆贝格，1536；萨克森，1556），但是农耕技术和农业经营方式进一步改善，农产品销售市场进一步扩大，谷物贸易大规模发展，从东欧一直扩张到西欧。

帝国北部和东部的贵族想方设法提高庄园的粮食产量，并将粮食输入到市场，就连一些诸侯也有兴趣将剩余产品投放到市场。

在东普鲁士、波莫瑞、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等地区，不仅出现了“农奴制再版”

，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

。

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贵族庄园主大量霸占农民的份地，以农奴的劳役经营商品生产性的大庄园经济。

农民被越来越严格地束缚在贵族的大地产上，隶属或从属于他人而不能自由地支配自身，其自治权力被剥夺一空。

在手工业和工业方面，纺织业大规模萎缩（16世纪初，奥格斯堡计有手工业织工6000多人，至17世纪初，仅有织工500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