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德意志政治 帝国和邦国 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第1页）

第一节德意志政治：帝国和邦国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

banner"

>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同时结束了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Ⅰ，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自1495年开始的帝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宗教改革运动（dieReformation）与持续30年的宗教战争期间，几代皇帝都基本采取了实际的行动，试图削弱割据称雄的帝国等级（Reide），以集中皇权，将帝国政治统一在哈布斯堡王朝（dieHabsburger）的权利之中。

然而，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宣告了在帝国范围内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失败；帝国法继续维护德国的政治分裂。

回顾前述。

在三十年战争前期，皇帝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Ⅱ，1578—1637，1620—1637年在位）曾经利用战争胜利的形势，先后两次“破坏”

帝国法（Reichsverfassung），并两次宣布政令，充分表明了其努力加强皇权的大政方针。

一次，1621年，未经帝国议会（Reichstag）同意，皇帝直接以破坏帝国和平的罪名，宣布取消普法尔茨（Pfalz）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Pfalz，1596—1632，1610—1623年在位）的选帝侯资格，代之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ⅠvonBayern，1573—1651，1597—1651年在位）。

这是自1356年《黄金诏书》（GoldeneBule）颁布以来皇帝首次对帝国等级秩序的“严重破坏”

。

另一次，1625年，特别在1631年，皇帝提封波希米亚（Bhmen）贵族华伦斯坦（AlbreWallenstein，1583—1634）为帝国等级，授予指挥帝国军队的绝对权力，并允其自由地处理和平谈判事务。

这也是对帝国法规的直接“破坏”

。

不仅如此，1629年，皇帝进而颁布了《归还诏令》（Restitutio），宣布1552年以后被新教徒（Protestanten）占领的财产、1555年被用作俗务的帝国修道院（Reichskloster）全部回归原状。

更进一步，在1635年，皇帝通过《布拉格和约》（PragerFrieden）宣布，自己拥有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无论供养者是帝国等级还是皇室世袭领地，帝国的所有军队都要绝对地服从皇帝的指挥。

同时宣布，帝国等级，包括新教等级和天主教等级，都必须放弃结盟权和武装权。

显然，费迪南德二世的做法对帝国法、帝国体制以及等级自由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虽然他的动机是恢复和维护帝国秩序，但是遭到帝国等级的强烈反对。

皇帝曾一度妥协，剥夺了华伦斯坦的军事特权，并同意放弃独立宣战权。

然而，在战争形势下，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大多数帝国等级还是支持皇帝，实际上认可了帝国等级制政体向着帝国专制主义形式的转变。

到了三十年战争后期，由于法国国王在保护德意志等级自由的名义下直接介入帝国事务，因而遏制了帝国集中皇权的发展趋势。

在法国的支持下，德意志诸侯，包括反对归还财产的新教诸侯和反对皇帝逾越权利的天主教诸侯在内，纷纷联合起来，共同抗议皇帝破坏诸侯自由、侵犯等级体制，反对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的企图。

其间，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之间的界限已被抹除。

与此同时，皇帝的军队陷入与法国和瑞典同时作战的两线战场。

一直在战场上占有优势的帝国军队现出败势。

在这种情况下，战期上任的皇帝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Ⅲ，1608—1657，1637—1657年在位）不得不再次妥协。

这一次妥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永久性妥协。

至17世纪60年代，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大约20年间，德意志政治的发展状况证明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划时代意义：德国结束了皇帝和帝国的时代，开始了邦国独自发展的时期。

从此以后，皇帝和帝国无力也无意恢复传统的一统权力，等级邦国则有意独自为政，当无力自保时便寻求外强庇护。

事实正是如此。

一方面，从费迪南德三世到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Ⅰ，1640—1705，1658—1705年在位），皇帝在帝国范围内实现宗教自由与和平，而在皇室领地内推行宗教专制政策，从而使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经过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帝国分裂政治延续下去。

宗教信仰从此退出欧洲国际舞台。

另一方面，从帝国议会到帝国行政区，直到帝国最高法院，统一的帝国机构不能发挥一统帝国事务的作用，尤其面对帝国安全、防御问题时，没有一个帝国机构能够执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帝国议会的决议，促使有关帝国臣民和邦国等级有义务向行政区提供资助的规定得到落实。

帝国的军事资源从此分散；诸侯征收军税的权力部分地得到法律保障。

哈布斯堡的奥地利首脑，作为帝国皇帝，其权利遭到削弱，但作为帝国等级，其权利则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