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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德意志社会 阶层变化与教会状况 一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第3页）

直接从富裕市民上升为贵族的却十分罕见。

他们通过业绩获得提升，甚至跻身贵族行列。

这些市民出身的官员已不是君主对抗贵族的工具。

他们采用贵族的生活方式，背离市民等级而成为贵族等级中的一员。

然而，拥有这种飞黄腾达的职业生涯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

绝大部分市民只能满足现状。

他们固守工商业经营，甚至不得不忍受皇帝和邦国君主以及日益寡头政治化的市政当局的剥削压迫。

三十年战争之后，城市传统的社会机构依然如故。

战争不仅没有消灭“名门望族”

，反而使之更加巩固了。

无论在帝国城市中还是在邦国城市中，市政当局依靠社会上层的支持，确保其统治的倾向依然存在，寡头政治依然十分突出。

先前的市民上升者家族现在已经结成了一个封闭的垄断官场的集团。

严格的门阀制度和出身要求将普通市民排斥在官场之外，而在新教城市中，这一点还体现在教会政体的扩建上，新教牧师同样构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职业团体。

市政官员力图发挥一种准专制作用。

就是在人口不足300人的士瓦本小城市魏尔，市政官员也在1670年前后极力坚持其相对于市民社团的“主权”

要求。

战争期间，许多行会在抵御外来侵略和反对战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在战后，行会也构成了一个抵御变革的堡垒。

其首领同样倾向于寡头政治，极力压制伙计和帮工的权利要求。

在这方面，行会首领与市政官员的利益是一致的。

愈来愈勾结在一起的城市上层对城市官职的垄断和权力滥用，在汉堡、不来梅、吕卑克、海尔布琅、科伦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帝国城市中引起了市民反对派的强烈抗议。

市民要求加强对当政的城市官员的监督。

在汉堡，市民代表甚至将市长赶下了台。

但是1683—1688年在科伦爆发的“居里希起义”

却以其代言人被处决而告终。

城市内部的冲突经常与城市经济停滞或衰退同时出现，但在法兰克福和汉堡等经济繁荣的帝国城市也存在大量诉讼，而这些诉讼并不是由经济困境引起的。

在帝国城市中也形成了一些仪式化的冲突，它们触及暴力冲突的边缘，但又尽可能避免暴力冲突。

人们试图通过建立市民委员会的途径，对市政会行使监督权，尽力约束市政官员的言行。

产生于罗马法的市民控告官厅的权力和集团原则，即任何决议只要有23的市民赞成就具有合法性，已在当时的城市中广泛传播开来。

然而，帝国法所规定的帝国城市团体已经不再具有多大意义了。

城市会议，即所有帝国城市代表的聚会，自1672年起就不再召开了。

雷根斯堡的“永久帝国等级会议”

使之成为了多余。

另一方面，帝国最高法院，尤其是帝国宫廷参事院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处理城市内部纠纷。

与此同时，皇帝和邦国君主大举干预城市事务。

诸如闵斯特、泽斯特、凡尔登、布拉克尔、瓦尔堡和莱姆戈等帝国城市都被邻近的邦国所吞并。

而对于邦国城市来说，邦国君主更容易充当仲裁者，也能够比远远在外的帝国首脑更迅速和更直接地介入城市事务。

在帝国中部和北部，城市试图摆脱邦国君主的干预。

对于他们来说，邦国君主的干预彻底打破了他们直属帝国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