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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2（第13页）

联邦德国特别重视获得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后者则看好前者的工业和技术。

在德—阿和解背景下，联邦德国企业家纷纷奔向中东，获取商机，人们戏称为“东方快车”

，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大增。

到1976年，联邦德国向“欧佩克”

（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多数是阿拉伯国家）出售的货物比1972年增加了4倍多。

1974年，它与“欧佩克”

成员的贸易逆差曾高达107亿马克，到1977年实现了大体平衡。

当时在主要工业国家中，只有联邦德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贸易没有逆差。

联邦德国还与欧共体国家一起，先后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几个“洛美协定”

，在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实行某些单向优惠政策，受到欢迎，也有利于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

统计表明，联邦德国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1977年比1970年增加了一倍；其对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东方集团”

国家）的贸易总额虽然较小，但增加速度快得多，1970年为326亿马克，1977年为948亿马克，比1970年增加近两倍。

联邦德国对外援助中，有一部分是军事“援助”

。

联邦德国保证不生产“ABC武器”

，但其常规军备的生产却相当先进。

一些亚非拉国家要发展军事与防务，联邦德国没有坐失良机。

早在60年代，其对外军事“援助”

就涉及一些亚非拉国家，名为“装备援助”

，亦即为一些国家的军队、警察配备运输、通讯、侦破设备等。

按照1976—1978年对发展中国家军事“援助”

的三年计划，有20个国家得到“装备援助”

。

1979—1981年的新的三年援助计划，则包括30多个国家，其中伊朗、突尼斯、苏丹、索马里、摩洛哥等几个国家占了计划的近一半。

印度尼西亚、赞比亚、扎伊尔也进入了接受联邦德国军事“援助”

的国家之列。

军事“援助”

扩大了联邦德国工业品的出口，提升了政治影响，也与西方的战略相配合。

例如70年代期间，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先后发生亲苏的“革命”

，联邦德国就曾停止对它们的军事供货。

联邦德国对华关系曾历经曲折。

在其建国初期，与新中国分属冷战中的两大阵营，未能建交。

朝鲜战争爆发后它追随美国，加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

。

1955年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并表示愿意与联邦德国建交，却遭到冷遇，还宣称“哈尔斯坦主义”

适用于中国。

不过，它也避免与台湾当局建交。

经济部长艾哈德主张保持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但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