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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第2页）

此时，大学改革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德国一些大学历史悠久，传统的大学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战后。

德国大学还以专注学术而著称，但有脱离现实的倾向。

战后初期盟国曾要求重视培养青年人对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打破德国大学的一些陈规旧套（包括管理体制），并帮助建立了柏林自由大学作为试验。

但是成效有限。

一位美国人甚至批评德国大学“又回到了威廉二世时代”

。

1968年《明镜》周刊说，在大学里教授高居金字塔的顶峰，统治着教学、教辅、管理，规定所教课程和研究课题以及学习和考试方式，决定谁该授课和研究，而且墨守成规，反对改革创新。

在政治思想领域，保守和反共成为占优势的政治规范，以反对“大学政治化”

之名，严防学生中的左翼思潮。

1965年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邀请记者兼作家库比（ErichKuby，1910—2005）参加纪念二战结束20周年活动，并发表“复旧还是开新”

的演讲，被校方禁止（直到11月才允许他前来演讲）。

一些学生举行活动抗议美国侵越战争，也被校方视为利用学校搞政治活动。

1965年7月弗赖堡大学发生学生抗议活动，并得到全国性的“德国学生社团联盟”

（VerbascherStudeenVDS）的支持。

抗议者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和大学“民主化”

，改变传统管理体制，实行教授、一般教学人员和学生共同决策，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根据“防务、经济、外交和社会政策的需要”

重新评估教育政策等。

1967—1968年间，抗议活动达到**，出现占领教室，攻击教授，破坏教学和研究秩序等激进的无政府行为。

一些大学开始实行“民主化”

，如柏林自由大学首先建立教授、低级教职员和学生平等参加的决策体制。

官方在1969年7月的《大学法》中规定进行改革，建立教授、低级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各13的管理体制，大学校长的称呼由“Rektor”

改为“Prsident”

；同时要求加强对学生的纪律约束。

勃兰特政府执政后，把教育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但是，不少教育和学术界人士或反对大学“民主化”

，或赞成改革但批评过激行为。

1968年1月，25所大学的代表（校长）发表声明，要求限制学生和政府对学术特权的入侵，保持研究与教学的自由和大学的自主权。

1970年11月，一批教育和学术人士组成“学术自由联盟”

（BuderWissenchaftBFW），要求保障学术自由，加强学校秩序，反对大学搞“民主化”

。

1973年，宪法法院宣布大学里“三方平等”

的管理方案违宪。

大学需要改革，但要保障学术自由，要保证教授团在决策中“广泛和决定性的影响”

，要“排除非学术人员一律参与决定所有研究和教学问题的做法”

。

1976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框架立法》规定，高校和政府要共同推进改革，要使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并就高校内部结构、招生、考试和学分、各类成员对教学与研究的参与、教学大纲与课程、综合性大学的规划、校际合作等方面规定了指导性原则。

一些高校要通过联合或扩建，办成综合性大学（Gesamthochschule，也称“新型综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