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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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14页）

。

有人提出应该丢弃“旧账单”

，获得自信。

有人把纳粹主义重塑成希特勒主义（罪责集中于希特勒），或把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说成是保卫“欧洲文明”

。

有人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源于基督教传统的破坏，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不少人仍然把第三帝国与“好日子”

相联系。

在史学研究中，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和里特尔（GerhardRitter，1888—1967）的《德国与欧洲问题》等著作曾被视为德国思想反省的代表。

他们批判纳粹主义、权力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断裂，一种偶然性，其根源在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危机。

此即纳粹主义“非德国”

和“德国历史非连续性”

的假定。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个历史的话题从未销声匿迹。

左翼—自由派坚持批判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要求反省历史和承担责任。

除了舒马赫、雅斯贝尔斯等人外，还有其他左翼—自由派和部分温和的保守派。

哲学家阿多诺批评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集体自我合理化”

，主张通过历史的启蒙来进行民主的“疫苗接种”

。

不少文学作品揭露联邦共和国与纳粹主义的牵连，批评其对历史缺乏审视。

史学界也逐渐发生变化。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布拉赫（KarlDietrichBracher，1922—）在其著作中分析魏玛共和国民主制的缺陷，认为希特勒迎合了德国人的情绪，纳粹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的民族观念（vlkischideology）。

战前关于德国“特殊道路”

（“S”

）和19世纪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治互动导致第三帝国的著作，重新发表。

随后，历史学家费舍尔（FritzFischer，1908—1999）在其著作《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中，认为德国走上战争之路不是“偶然失足”

，德国历史存在着连续性，从而挑战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激发起争论和思考。

从50年代末起，联邦德国进行了一系列对纳粹罪行的审判，揭露大量事实，使得为纳粹辩护的种种托辞日益难以成立，尤其是使年轻一代感到震惊：那些看来平常的公民怎么会犯下如此野蛮的罪行，又如何能在战后重新融入社会，成为无害的小市民？父母或老师为何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于是他们与前辈之间形成了鸿沟。

以前关于历史记忆的少数派（即左翼—自由派）主张，开始获得广泛响应，将第三帝国历史封存起来的企图日益遭到质疑。

于是，60年代在德国土地上首次爆发对纳粹时期的群众性抗议，并促成了一种新的共识，那就是德国历史不存在零点或断裂，纳粹主义不是既往的一页，而仍然是德国现实中的危险要素。

史学界出现了“批判的社会史学”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1931—2014）和科卡（JürgenKocka，1941—）等较年轻的学者，考察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环境，认为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德国“特殊道路”

的产物，应该到俾斯麦帝国去追问“德国浩劫”

的原因。

到70年代，这种对德国历史的解读得到广泛的认同。

60年代以后，在政治和学术讨论中还发生了由反“极权主义”

向反“法西斯主义”

的转变。

“新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