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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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话是岔着道儿，犹如必得穿过一道瀑布的水帘，变得没法儿听懂，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可笑的声音，才能到达她的耳边。

人们借话语所表明的事实或道理，没法儿直接取道而行，没法儿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确凿性。

这样的事实或道理，非得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在话语中真正成形。

比如，在论战中，某人置对方的种种论证于不顾，执意将观点相左的对手斥为叛逆，而后来，等当初他曾深恶痛绝的立论终于引起他的共鸣之时，原先为之摇旗呐喊的对手却早就不弹此调了。

又比如一部力作，在高声朗读的崇拜者眼里，毫无疑问它自然是杰作，但有些在场听的人只觉得这是一部毫无意义的平庸之作，而等到这些人也承认它是杰作之时，可惜作者已经听不见他们的颂扬了。

同样，爱情中的障碍，是在它面前灰心丧气的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从外面去摧毁的；只有等到他不再想它的时候，它才会由于一种来自另一方、来自曾经不爱他的那个女人的内心感情的努力而轰然倒塌，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没有意义了。

倘若我去对吉尔贝特说，我往后要对她冷漠了，再告诉她有什么办法不让我这么着，她一定会觉得这就表明我对她的爱、我对她的需要，比她预想的更深更多，她会因此更讨厌和我见面。

这份爱情，让我经历了前后矛盾的种种精神状态，从而也就让我比她更清楚地预见到了它的结局。

我原本也许倒会写信，或者当面告诉吉尔贝特的，因为已经有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过去了，没错，这段时间使我在她眼里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或缺了，但同时，它也向她证明了，她在我眼里也不是那么不可或缺了。

不巧的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在她面前谈到我，用的语气却让她以为是我央求他们这么做的。

每当我得知由于戈达尔、我母亲，甚至德·诺布瓦先生的笨嘴拙舌，我刚做出的牺牲又白费了，我一再克制所取得的收获又全给毁了（而且让吉尔贝特误认为我不再想克制了），心里就有两重烦恼。

首先，我的克制好不容易有了点成效，这些讨厌的人就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前功尽弃，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另外，即使见到吉尔贝特，我也开心不了，因为在她看来，我现在既不安分又不老实，偷偷摸摸地暗中活动，图的就是这么个她不屑给予的见面机会。

我诅咒这些无聊的说长道短，它们在关键时刻深深地伤害了我，其实这些人往往既不是想拆台，也不是想补台，他们说那些话并无深意，就是随口说说而已，也有时候，只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多了个嘴，而他们又没管好自己的嘴（跟我一样）。

当然，在终结这段爱情的整个可悲的过程中，有两个人起的作用远非这些人可比，这两个人，总是在事情眼看就要解决的当口，突然另起事端，一个是由于心肠太软，另一个则是太硬。

然而我不会像对不合时宜的戈达尔那样，去埋怨这两个人，因为，他俩一个是我所爱的人，而另一个，就是我自己。

不过，几乎每次去看斯万夫人，她都会邀请我去和她女儿一起喝下午茶，还要我直接给她写信，告诉她我去不去，所以我常给吉尔贝特写信。

我在信里有意不写那些我觉得最能说动她的话，我只是在为自己的泪水寻找一个温柔的河床。

因为，感伤和欲望一样，是无须分析，只求一逞的；当你进入爱河时，你不会花时间去研究什么是爱情，你关心的是第二天能不能见到心爱的人。

当你走出爱河时，你也不会去细究你的忧伤是怎么回事，你想着的是怎么用最温情脉脉的方式把这忧伤告诉她。

你说的是你感到非说不可，而对方并不会理解的话，你是在为你自己说这些话。

我在给吉尔贝特的信上写道：“我原先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现在，唉，我知道这并不很难。”

我还说：“也许我再也不会见您了。”

我说这话时，仍然避免用那种冷漠的语气，生怕让她觉得我是在装样子，但其实我是流着泪写这些话的，因为我觉得这些话所表达的，并不是我所愿意相信，而是实际上真的就要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下次她托人来说要和我见面时，我仍然会像这次一样鼓起勇气不做让步，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过后，由于一直不见面，我慢慢地就会不再想到和她见面了。

我是流泪了，但我觉得自己有勇气（而且感到心里甜滋滋的）牺牲跟她相会的幸福，以求有一天能让她觉得我挺可爱——可惜到那一天，我已经不会在乎她是否觉得我可爱喽。

我假定（尽管知道可能性很小）此刻她是爱我的，上次我去看她，她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我当作厌倦的情绪，其实只是一种带着妒意的敏感，一种和我相似的装出来的冷漠，这个假定，反而使我下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冷酷了。

我想象过了几年以后，我俩已经彼此相忘了，回首往事时我对她说起，我此刻在写的这封信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她回答我说：“是吗，你当时爱着我？你知道我多么盼着这封信，多么盼着和你见面，这封信又叫我哭得多么伤心吗？!”

我从她母亲家一回来就动手写信，我一边写一边想，也许我这正是在制造误会，而这个想法由于它带来的忧伤，也由于它带来的快乐（我想象吉尔贝特爱着我），却促使我把信写下去。

我在斯万夫人家喝过下午茶，告辞回家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怎么给她女儿写信，可戈达尔夫人想的却是另一些全然不同的事。

她照例要做一番小小的巡视，要对斯万夫人的新家具，对摆在客厅里很显眼的最新藏品称赞一通。

而且，她总能从中找出几件（为数很少的几件）东西，是奥黛特当初在拉佩鲁兹街的寓所就有的——尤其是那几尊材质很珍贵的动物图腾。

不过，斯万夫人从一位她很尊敬的朋友那儿学到了赝品这个词——这为她开辟了一片全新的视野，因为这个词所指的，恰恰是若干年前她觉得别致的那些东西——那些相继与镀金的**托架、吉鲁小店的银制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饰的信纸一起靠边的东西（还不算那些装饰壁炉架的、做成金币模样的硬纸片）。

而且，那一间间墙壁颜色还漆得很深（与斯万夫人稍后的白色客厅不可同日而语），让人感觉到艺术家的丢三落四和画室的凌乱芜杂的房间里，东方的风格面临18世纪欧洲风格的进逼，正在节节败退。

斯万夫人为让我坐得更舒服而拍松的椅垫上，绣的不再是中国龙，而是路易十五时代的花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