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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朱厚熜从此君王不早朝（第7页）

在嘉靖四十三年世宗又下令加深护城河，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费的国力可想而知，不过这也算是为后世做了一件好事，增建的北京外城在明末抵御女真进犯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惜城墙只能防住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却收效甚微，而嘉靖一朝却饱受“北虏南倭”

的骚扰。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东南沿海爆发了“争贡之役”

[1]，鉴于此，明廷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

本想着断绝了与倭寇的往来，可以保证沿海的安定，谁知事与愿违。

人民的需求是无法压制的，日本国内对明朝贸易的渴望让大量的倭寇转到宁波近海的双屿或是舟山群岛等地进行走私贸易，巨额利润让东南沿海的豪族、商人甚至官员与这些日本人相互勾结，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其中不乏中国人，因此演变成后来的东南倭患。

事物总是存在着两面性，在东南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倭患过程中，嘉靖一朝也形成了以抵御外敌为主的将帅集团，其中催生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千古名将，更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的“文人尚武”

思潮也催生出了谭纶、任环等血气方刚的文人统帅，他们不仅仅将杀敌报国停留于纸面，更是真真正正地冲在一线杀敌。

谭纶在台州任知府时，一改文弱书生之气，练兵千人，每有战役便亲临一线杀敌，“刃血渍腕，累沃乃脱”

。

由此声名大振，被当时人称为“谭、戚”

。

经历了壬寅宫变的嘉靖皇帝，开始了长期的隐居生活，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只有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上过朝了。

经筵亦被废止，皇帝将自己“隔离”

了起来，“从此君王不早朝”

。

皇帝不上朝，并不代表不管事。

相反，嘉靖皇帝对政局和朝臣的驾驭绝不亚于明朝的任何一任皇帝，特别是宦官得到了空前的限制，这展示了皇帝驭人之术的高明，也表明了朱厚熜的聪慧与自信。

宦官作为皇帝制衡大臣的“一极”

在前朝几近失控，但在世宗一朝，宦官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对于内阁，在左顺门事件之后，大臣们一改之前风格，完全成了皇帝的“提线木偶”

。

嘉靖皇帝是个十分聪明且极要面子的人，他既需要同样聪明的人来帮助自己治理天下，敛财的时候又需要有人来替自己背骂名，以使刀笔之吏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位贪婪、自私的皇帝。

他也确实找到了这个人，那就是严嵩。

这位权奸除了写得一手好青词，还深知皇帝脾性，在皇帝的纵容下大贪特贪，然而无尽的财富在倒台之后全部收到了皇帝囊中。

明世宗中后期，帝国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

社会各个行业凋敝衰落，政府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

嘉靖前期短暂的新政红利已经耗尽，整个帝国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皇帝的健康也如同病态的帝国一样，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开始，朱厚熜就开始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且情绪开始失控，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甚至出现了幻觉。

这都是因为晚年长期服用“仙丹”

（铅汞等矿物质）造成的。

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从长期居住的西苑回到了紫禁城，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于乾清宫，终于完成了他羽化成仙的愿望。

[1]　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发生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