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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异端的胜利（第1页）

第十一章异端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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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新教的星火以燎原之势席卷欧洲大陆。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天主教相继遭到封禁。

与此同时，尼德兰各行省也纷纷落入新教政权的控制中。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利沃尼亚地区争相投入路德新教的怀抱。

就连世代生活在北极圈的萨米族人（或称拉普人）也不知不觉变成了新教徒，将古老的萨满教遗忘在极地的寒风中。

在波兰和法兰西，声势浩大的新教少数派公然向天主教霸权发起挑战。

波兰的宗教自由政策暂时缓和了教派分裂局面，而教派冲突和解无望的法兰西，则从16世纪60年代始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1]。

此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欧洲大陆第一位新教国王却诞生在名不见经传的摩尔达维亚（其当时的领土现在分属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两国），出生于希腊的国王雅各布·赫拉克利德（1511—1563）挥舞独裁专制的大棒统治着这个公国。

16世纪后半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势力同样势不可当。

在较大的公国中，只有洛林和巴伐利亚依然效忠天主教会。

尽管多达40位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依然在位，但他们连同其他80余位男修院院长和布道者却不得不和充满敌意的民众苦苦周旋，圣事圣礼屡屡被干扰，财物器皿时常遭到侵占，僧尼修行间或受到扰乱。

早在16世纪50年代，一位到访的意大利红衣主教就已断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天主教会已经名存实亡、徒具其表——最好任其自生自灭，他声称，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在一片宗教废墟之上重新结出圣洁的果实。

希尔德斯海姆主教的感慨则更加露骨：“我的教堂和我早已万劫不复。”

在奥地利和附近的哈布斯堡公国中，新教势力给天主教古老的躯体烙下了触目惊心的疤痕。

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80%—90%——的城市和贵族阶层改信新教，他们接管了教区教堂，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学校。

底层民众同样发出了自己的宗教诉求，农民们要求允许使用两种弥撒，并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德语。

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有的牧师遭到民众驱逐，有的牧师则被自己的教众抛弃，眼睁睁看着他们前往其他教区参加圣事。

在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的广大农村地区，说斯洛文尼亚语的农民阶层对被视为“日耳曼宗教”

的新教无动于衷，这里的宗教真空为古老的邪教死灰复燃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跳跃者和投掷者”

（leapersandhurlers）的带领下，亢奋的人群扭动身躯，跳起狂野的舞蹈，此情此景在众多森林部落中屡见不鲜。

天主教会的各级机构也日益凋敝。

即便在作为天主教心脏地带的蒂罗尔，各地修院尼庵也变得门庭冷落。

1574年，曾经名噪一时的施塔姆斯西多会大修院只剩下两位年迈的修士。

放眼蒂罗尔，目之所及无不教纲崩坏，风纪糜烂，松嫩堡的修女在当地酒馆大快朵颐，喝得烂醉如泥，乘夜色潜入贵族府第寻欢作乐。

即便如此，彼时的松嫩堡女修院依然被前来巡视的神职人员赞赏有加，称其“尚未如其他修院一样堕落腐化”

。

为数众多的明娼暗妓、私生子女以及修士姘妇如白蚁般贪婪地蛀蚀着修院的财产。

神职人员的境况也大同小异。

1571年，在对布里克森天主教堂的例行检查中，人们发现只有5位司铎到场，而且全部当场背弃誓言，辞去教职。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宽松包容的宗教氛围得益于当时欧洲社会的哲学思潮，依据风靡一时的赫尔墨斯主义，事物的各种不同表象之下都隐藏着唯一的思想本质。

这不仅与当时在各种极端立场中探寻“中庸路线”

的人道主义诉求不谋而合，而且体现了新斯多葛学派思想的精髓，这个在16世纪最后几十年逐渐兴起的学派推崇温和节制的处世风格，避免采取任何极端行为。

宗教宽容背后同样隐藏着来自政治博弈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