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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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异端的胜利（第3页）

（herebel），由“异端”

（heretic）与“叛变”

（rebel）两个单词组合而成。

此后数年中，1579年制订的慕尼黑计划得到了变本加厉的执行。

蒂罗尔和内奥地利的城市中，成群结队的传教士遭到驱逐，地方法官们被迫签署天主教“效忠声明”

。

1585年，蒂罗尔的斐迪南下令对包括赞美诗集和学校教材在内的所有宗教材料展开全面审查，同时他还强调，只有死心塌地的天主教徒才有资格得到升迁。

在施蒂利亚，一场针对所有城镇居民的宗教考核正在紧张进行着。

未能通过考核的人将被剥夺公民身份和居住权利。

正如1579年制订计划时所预想的那样，满腹怨言的贵族阶层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支持他们的同教者。

下层民众率先掀起了抵抗运动。

1590年，格拉茨的新教徒发动暴乱，威胁要让“血腥的巴黎婚礼”

还施彼身——暗中影射发生在近20年前法国圣巴托洛缪日针对新教徒的宗教屠杀。

一场雷阵雨驱散了参加暴动的民众。

此时在广大乡村地区，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寻找容身之所的旅途，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给施蒂利亚和蒂罗尔的采矿业带来了灭顶之灾。

那些滞留下来的新教徒也将宗教活动场所转移到偏僻的乡野丛林中。

从“林中教堂”

“小礼拜堂草甸”

以及“布道石”

等一个个沿用至今的生动地名中，后人不难感受当年新教徒矢志不渝的虔诚和热情。

尽管不断遭遇抵抗，慕尼黑计划还是在执政官的部署下开始在上、下奥地利境内进行推广。

城市又一次成了首要目标，16世纪80年代，下奥地利城市维也纳、克雷姆斯以及施泰因的新教势力基本得以肃清。

上奥地利的局势却不容乐观，温文尔雅的加尔文教贵族乔治·切尔能贝尔操纵省议会，对改革措施横加掣肘。

然而，1596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为天主教联盟采取强力措施提供了口实。

在未来的维也纳主教，时任维也纳新城主教的梅尔基奥·克莱斯尔授意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宗运动蓄势待发。

即便所有证据表明，农民起义的根源在于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但克莱斯尔依然坚持，当地领主对愚昧和异端的纵容才是起义爆发的原因。

改革后的寺院议会被赋予整顿教会风纪，以及向普罗大众兜售正统信仰的职责。

而克莱斯尔的提议则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调动部署西班牙在低地国家招募组建的天主教兵团，理由既简单又直接，“那些人百无禁忌，是一伙以杀人越货为乐的战争贩子”

。

地位日益显赫的军事改革委员会成了克莱斯尔宗教政策的代言人，广大农村地区都在这一强权机构的**威之下噤若寒蝉，甚至还发生过直接将人扔入河中加快受洗速度的荒诞闹剧。

教堂争先恐后建起洋葱式穹顶宣誓它们的天主教新身份。

天主教机构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宗教渗透：它们主持兴建学院和大学，尤以格拉茨的耶稣会分部为代表，嘉布遣会传教士进行着春风化雨般的传教布道，包括组织游行、乡土朝圣以及集体祈祷构成的各种新式宗教集体活动层出不穷。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自上而下的“宗教忏悔”

运动成功塑造了一个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民众群体。

1593年，奥斯曼土耳其对匈牙利发动了一场耗时长达13年的战争。

枯燥乏味的行军，旷日持久的围城和没完没了的袭扰奠定了这场战争的主要基调，1596年在双方有据可查的唯一一场战斗中，哈布斯堡军队在迈泽凯莱斯泰什遭遇惨败。

战争尚未结束，鲁道夫就与天主教廷仓促和解，并开始着手在匈牙利实施改宗计划。

在布拉格所谓西班牙势力集团的蛊惑下，鲁道夫决定放弃在宗教事务中畏首畏尾的态度，1601年他以特兰西瓦尼亚的动**局势作为托辞，悍然出兵占领了这个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