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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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多元化经营扩大品牌（第6页）

，然后确立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你对这个新名字有何看法？”

我问戴维·泰特。

“维珍大西洋？”

他轻蔑地说，“没有人会登上一架名叫‘处女’的飞机。

太荒唐了。

谁会搭乘一个没有准备飞完全程的航班？”

不到两周，情况变得明了起来：伦道夫和我的安排无法运作。

我们第一次到负责监督航空公司安全的民用航空管理局开会时，伦道夫开始讲述他为这家新航空公司制订的计划。

我那位来自哈勃特与刘易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科林·豪斯也参加了会议。

望着伦道夫咆哮了几分钟后，科林溜出听证会，给我打了个电话，建议我到霍尔伯恩的国王大道去一趟。

“有点不太妙，”

科林说，“我认为伦道夫是在自掘坟墓。”

我来到听证会现场，只见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正在严厉地盘问伦道夫，它反对我们申请许可证。

我们的航空公司还只是个想法，是个纸上航班，因此，他们可以轻松地难倒我们，问我们打算怎样作安全演习、保养飞机、保障乘客的安全。

我看得出来，伦道夫没有耐心，面对反复不断的讯问，他变得越来越愤怒和窘迫。

同样，对于伦道夫是否有能力让航空公司顺利启动，CAA看起来也相当怀疑。

当CAA问到资金问题时，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的律师远远地望着房间这头的我，说道：“要维持这家航空公司的运转，你们需要很多登上《流行音乐精品》的热门歌曲。”

“事实上，”

我尖刻地指出，“维珍去年赚了1100万英镑——是你的客户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利润的两倍以上。”

我决定不提我们不得不花一大笔钱继续拍摄《1984》的事情。

CAA明确提出，新航空公司必须拥有300万英镑的流动资本，他们才从理论上允许我们飞行。

这是正式批准。

当然，如果我们无法满足安全要求，CAA也可随时收回批准。

等我们租下飞机后，还得再次接受CAA的检查。

但眼下我们已经获得建立航空公司的许可。

我们在盖特威克机场附近租了个仓库，作为罗伊·加德纳及其机械师团队的总部，然后就开始招收飞行员和乘务员。

我们又在位于伍德斯托克大街——就在牛津街附近——的佛罗里达航空公司办公楼里租下办公的地方，顺便使用他们的计算机订票系统，为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航班制作了一份模拟文件。

戴维·泰特把家人从迈阿密迁回多伦多家中，自己则生活在纽约的维珍唱片公司办公室里。

波音公司派出一群律师代表来到伦敦，开始跟我们谈判飞机租赁事务。

很快，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待在魅力号的甲板上，琼和霍丽则住在下面一层的房间里。

家里添了霍丽，航空公司的来往事务又十分繁忙，船屋变得越来越拥挤了。

琼和我决定在岸上找个新家，最终在拉德布罗克树林的一所舒适的大房子里安顿下来。

我与伦道夫·菲尔兹的关系恶化，这是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第一场严重意外。

有两件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

首先，由于要求维珍集团为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全部资金提供担保，顾资银行就只能在我们控制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情况下，才同意给我们贷款；如果我们对新航空公司只拥有一半的控制权，他们就不愿意借钱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