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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维护品牌声誉（第12页）

这些来自城乡社区的穷孩子从没有机会获得基本的教育，而现在，每年有1600名学生通过CIDA接受学位标准的教育，而全部课程的费用——包括书本和住宿——还不到300美元。

我很欣赏塔迪做的事情，我们很快跟CIDA、热爱生活和生命学院以及三家小型社会企业机构合作，创建了一个名叫“女性在行动”

的研究生项目。

这会帮助年轻女性获得同等的教育和指导。

一旦她们完成教育，就回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找30名年轻人，指导和教育他们。

由此我们便开始在南非各地组织起一群受过教育的人。

这个项目的部分基本原理就是，他们将传播健康教育的严肃信息，这正是非洲迫切需要的东西。

在这次慈善之旅中，有许多事情互相碰撞、聚集起来，让我希望更加努力地改变社会，但拜访医院和人满为患的孤儿院是对我触动最大的经历。

之后，我就决定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大约50%。

我感到，自从我发现乌卢萨巴以来的五年中，我经过一段漫长的个人旅程，才来到非洲。

我的非洲之旅是我的众多旅行和众多人生经历之一。

死亡一直都是这片壮丽景色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很多动物在丛林中互相追踪、杀戮，但这么多非洲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却毫无理由。

她跟我说起瘘管——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她告诉我，当年纪很小的女孩——往往只有十二三岁——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生孩子（这是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国一些地区的习俗）时，就会出现瘘管。

子宫壁撕裂形成的瘘管会导致小便失禁，随后，这些年轻姑娘就会遭到丈夫的抛弃，家人也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

多亏了良好的产科护理，美国自从1890年后就再未出现一例瘘管，但在非洲，这仍是一个普遍问题。

玛丽安娜终生都致力于帮助这些女孩，我知道自己也必须做点事情，于是就让负责管理维珍联合基金会的琼·奥尔汪调查这件事情。

琼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EPA），看我们能否帮上忙。

恰好就在这时，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娜塔莉·安博利亚【52】找到我，说她想做点事情帮助年轻女孩。

我邀请她跟琼一起来吃午餐，娜塔莉同意支持一项倡议修复瘘管的活动，因为再没有跟她地位相当的人支持这件事情。

我们立马把她带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让她亲眼看看这个情况。

与此同时，我又投入一些资金，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帮助和奉献，在尼日利亚开展了两周的瘘管修复活动，让500名年轻女性接受治疗，并改善了一些医院的医疗设施。

从那以后，娜塔莉便不知疲倦地为这个项目工作，我为她有求必应的工作方式感到自豪。

她是一位漂亮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姑娘，乐意在这样一个很不时髦的问题上提供帮助，这使得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她还利用自己的音乐来促进人们对瘘管的关注和筹款——这让我们想出创办音乐运动的点子，它由一群音乐家组成，他们乐意也有能力参与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

娜塔莉告诉我，到非洲去亲眼目睹那些年轻女孩遭受的不幸，是她这辈子最忧伤的旅行之一。

作为被抛弃者，又被社区疏远，这是她们遭遇的最可怕的事情，而她们中很多人还只是小姑娘。

她们中有些人已经在自家房子后面的棚屋生活了二十来年。

一个本可以如此轻松解决的问题居然仍在发生，这实在令人愤慨。

如果更广泛地实施节育，不让那么多如此年幼的女孩结婚，这个问题就可避免。

但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另一种文化是很艰难的事情——不过，至少我们还能获准干预并改善这种状况，提供教育和帮助来改进医疗基础设施。

我点点头说：“是啊，我明白。”

“因此，今天你在参议院谈到这个问题时，需要谨慎一点。”

琼继续说。

听她这么说，我微微一笑。

来到拥有辉煌历史的美国参议院讨论性问题，这未免有些超现实主义。

有人用“采花”

一词来形容艾滋病通过多个性伴侣传播的状况——就像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一样。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暴跳着站起来，宣布人们应该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