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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教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潮（第7页）

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考量，重商主义的理论显然并不完整和深入。

[129]但是，作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迅速过渡时期的重要经济思想，重商主义把加速商业扩张和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的富强置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从经济发展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点的意义却殊为深远。

因为一个落后的传统社会要向近代社会迈进，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不断地开辟商品市场，发展对外贸易，不断地积累资本，坚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不断的经济进步，才能越过障碍和解决困难。

正如霍塞利茨等在评论重商主义时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国的经济在继续扩展之中，那么，其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和随情况变化而进行调整的负担将逐步减轻；不利的替代效应将为有益的扩张效应所吞没；个人或一国的得益将不会牺牲他人或他国的利益。”

[130]因此可以说，重商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舆论准备和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它是和英国政府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追求相一致的。

英国早期重商主义者出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更多关注的是当时英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所阐发的思想主张完全是对现实社会进行初步反思的结果，因而早期重商主义思想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整体走向。

一方面，重商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一开始便与政府的经济政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作为一种理论，重商主义为民族国家建立时的政治过程提供了经济理由。

关于重商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布罗代尔曾引用别人的话说：“正是重商主义者创造了民族国家”

。

他接着认为，“要不然就是民族国家或孕育中的所谓民族国家在创造自己的同时，创造了重商主义”

。

[131]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也指出，重商主义和近代西方国家在兴起和巩固过程中既反对封建分立，又反对帝国大一统这一政治形式密切相关。

他认为：“重商主义是统一的动因。”

重商的基本目的在于“适应国家政治威力、尤其是军事威力的需要”

。

[132]

另一方面，早期重商主义所包含的重视资本积累和发展商业贸易的思想，既是英国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商业资本扩张的基本动因。

商业扩张的目的在于获得日益广阔的国外市场。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夺取殖民地便成为最佳选择。

因为在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宗主国获取殖民地不仅可以直接获得殖民地的金银货币，而且可以直接进口殖民地的廉价商品，不必像过去那样必须用金银货币或高价的产品从外国购买或交换。

宗主国还可以把殖民地当作倾销国内工业品的稳定市场，从而排挤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

因此，实行殖民扩张成为早期重商主义者增加货币财富，实现贸易顺差，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手段和根本途径。

在这里，“贸易首先是对外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来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贸易是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

。

[133]它直接推动英国商人们不顾一切地到海外寻找黄金和白银，寻找发财机会。

所以17世纪初期，商人成为英国殖民开拓的急先锋和主力军便不足为奇了，对此埃尔顿深刻地指出：“17世纪早期英国的殖民活动根本源于商业的扩张。”

[134]

既然重商主义是现实思考的结晶，那么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和转变也就不可避免。

实际上大约在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伴随英国民族国家的强固和国家政策重心的转移，英国重商主义思想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即开始向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过渡。

这在米塞尔登（EdwarMisselden，1608—1654）等人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米塞尔登是17世纪初期英国商界的领袖人物，也是一家著名贸易公司即商人冒险者公司的主要股东，后又成为英国政府贸易委员会的成员。

针对早期重商主义的重金主义典型观点，米塞尔登分别在1622年和1623年发表了《自由贸易或繁荣贸易的方法》及《商业循环论》。

他在著作中首先强调了货币的极端重要性，这一点与早期重商主义者是相同的，但他对马林斯等人将17世纪初期英国经济的相对衰退和货币短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汇的混乱则提出了怀疑。

他认为上述状况出现的根本和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过分消费外国货，二是外贸公司的贸易政策即它们从基督教国家出口货币。

此外，他认为政府对出口商品质量疏于检验是导致贸易衰退的一个原因。

如何改变英国的经济特别是货币状况？米塞尔登一方面主张政府必须通过关税等手段禁止外国货进口，禁绝外国人对英国自然资源的掠夺，使英国铸币升值使之失去出口的刺激，同时高估外币迫使外国人将其花在英国；另一方面，首次提出了“贸易平衡”

这一术语，并集中阐述了贸易差额论以及关于确定外汇兑率、制作贸易结算表等问题。

米塞尔登认为政府应对当时贸易进行管制，否则将严重危害公共福利。

国家政策的着眼点应是力图实现贸易的出超并防止入超，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