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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教士与帝国的扩张（第1页）

二、传教士与帝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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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尔伯福斯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废除奴隶贸易的宣传鼓动时，他最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并不少。

18世纪末正是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废奴主义立即得到激进运动政治组织的支持，1793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通讯会社100多名代表在爱丁堡举行会议，除了提出实行普选和年度选举的政治要求外，还将取消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立即解放奴隶的主张写进了决议。

[29]但由于西印度种植园主政治势力的强大，威尔伯福斯的议案在议会屡遭否决。

除了那些和西印度的经济与繁荣有着各种联系的人以外，许多英国贵族、下院议员和商人都在西印度直接拥有产业，伦敦“西印度协会”

的主要成员就是西印度的“不在业主”

（proprietors）和商人，英国的船主与工厂主们也站在他们一边。

直到1825年，“议会下院仍有不少于56名的议员坚定赞同继续维持殖民地的奴隶制”

，他们在投票时“抱成一团”

[30]。

同时期东印度公司也有商人、船主以及公司官员在议会充当自己利益的代表，根据英国议会史中的议席统计，在1780—1834年间，下院中能够代表东印度公司利益的各类议员很少低于60人或超过100人。

[31]

但总体上进入19世纪后公司的地位就在逐渐下降，议会席位也从1806年的62个，减少到1834年的45个。

[32]显然，无论在内部凝聚力还是在政治影响力上，东印度公司都不能与西印度利益集团相比。

然而，历史毕竟发展到了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运动的影响已经大大扩展，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要求改善奴隶境遇的呼吁，已经是人心所向。

威尔伯福斯1787年成立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

，主要构成只是福音教派和教友会派的成员，而1823年伦敦成立的“反奴隶制协会”

，立即成为全国许多类似团体的领导者，在英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这不仅因为废奴主义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更因为协会的领导者大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成员，它的主席是威廉四世国王的表兄，它的副主席则包括了5名贵族和14名议会议员。

时隔20多年，社会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反奴隶制协会”

的基本宗旨并不是立即废除奴隶制，而是以渐进方式改善奴隶的生存状态，为最终的废除作准备，但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废奴运动的长足进展。

整个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中，除了政论小册子和议会中的辩论，在唤起社会各阶层民众方面，英国各宗教团体特别是非国教教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基督教各教派传教组织纷纷建立的时期，例如，浸礼派传教协会（BaptistMissioy）成立于1792年，伦敦传教协会（LondonMissioy）成立于1795年，苏格兰传教协会（Sissioy）成立于1796年，教会传教协会（ChurarySociety）成立于1799年，英国与外国圣经协会（BritishandFy）成立于1804年，卫理公会传教协会（MethodistMissioy）成立于1813年。

这些宗教传教团体从建立之初，就站在威尔伯福斯领导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

一边，以后又积极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大声疾呼，因而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功不可没。

各类宗教团体和传教组织在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英帝国扩张中更是冲锋陷阵。

英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国内宗教派别林立，除了处于国教地位的安立甘教（AngliChurch）外，还有各种基督教新教教派以及天主教，各宗教和教派内部又有许多的分支，但不管是哪一种宗教和教派，对海外传教事业的态度从来都是积极进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传教活动始终与帝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历史相伴随。

英国著名帝国史专家罗宾逊（RonaldRobinson）曾指出：“伦理道德观念始终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庇护所。

我们有理由确定，这是因为，对于帝国的成长，神学和剩余资本及高速率枪炮是同等重要的。”

[33]

18世纪19世纪之交这一系列传教组织的建立，使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活动有了强大持久的动力，许许多多虔诚的教徒和教会神职人员在传教协会的安排下，抱着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信念奔赴帝国各殖民地和属地，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宣传上帝福音的使命中。

例如1823年在德梅拉拉遇难的约翰·史密斯牧师，就是1818年刚刚从英国来到西印度的传教士。

在所有教派的活动中，福音教派（Evangelicals）的影响在19世纪初期的扩展特别迅速。

1808年福音教派的牧师据估计大约只占全部教士总数的110到112，20年后福音教派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以至于当时有人感叹“它如此令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似乎清教主义将要传遍整个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