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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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与分离主义（第2页）

除非重新给予总督、立法机构和澳大利亚人民一个机会，让他们提供与现在的条款议案不同的版本。”

[2]格莱斯顿对于澳大利亚未来的理想超越了改革法案，反对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议会的干涉，希望澳大利亚议会真正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澳大利亚议案虽然以票数128对226失败，但是，议会内部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争论导致了自由党“无形帝国”

政策的广泛传播。

格莱斯顿对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

这个问题坚定不移，这种坚定性在此后的一系列建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他一再提出：殖民地应有权决定选举，减少帝国政府对殖民地立法的否决权；保留母国政府对于殖民地的立法权力，不仅危害殖民地的性质，而且影响殖民地的利益，英国政府的拖延会导致殖民地的真正损失。

他希望殖民地人民有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

[3]格莱斯顿还认为，自治政府的建立将会减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摩擦，一旦殖民地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会立即检查自己的行为，保护王室的荣誉，激发殖民地对母国深厚的感情，把他们的关系建立在自由和良好情感的基础之上，这是每一个好公民都希望看到的”

[4]。

1852年5月21日，在新西兰政府法案的二读中，格莱斯顿发表了这样的讲话：“让被送到遥远殖民地的人民，作为将来异地社区的种子，在新的土地上生根；让那里的人口围绕着自然的生活中心成长。

母国不是为了自由的机构而培训他们，他们受到的最好训练是离开母国后获得的经历。

当然，这些离开母国的人民仍然是英国的公民，让他们带着自由，就像带着他们的农具一样，或者在新土所需要的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样，让他们把自由传给后代，这是克服殖民地困难的真正秘诀。”

[5]

格莱斯顿不仅在议会中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公众集会或讲演中也同样如此。

1855年，在切斯特机械学院的演讲中，他说：对待殖民地，“应用自由的原则统治他们——他们不会感到脖子上的枷锁——让他们明白你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感情联系的。

在这种联系中，你们甚至可以让殖民地人民作为法官（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最具有权威）来裁决是否有必要保持这一联系。

他们的答复，可以使你们从尚未破损的无限情感中、从占有殖民地的影响中、从增强你们的荣誉中取得极大的收获”

[6]。

格莱斯顿帝国理想的精髓是“自由”

：让殖民地人民感到自由，让他们自愿选择与母国的关系，如他在1870年所指出的：“我们的政策不是导致分离，而是提供一个保证，即使出现分离，也应该用更好的方式。”

他又说：“殖民地的未来将成为政治艺术的巨大难题，当这些成长的社区足够成熟，真正适合自治政府时，它们将被给予自治的权利。”

他对帝国的态度是：帝国应该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下的国家联合体，各地出于对英国文化的忠诚，共同分享经济利益；帝国的统治只能建立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

[7]

“无形帝国”

政策不仅是格莱斯顿个人理想的体现，而且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18世纪中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经济自由和殖民地自由的理论，不仅预见了未来英国经济发展的走向，而且为自由放任提供了理论铺垫。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讨论了人的行为受到三种相对应的基本动机的推动：第一，是自爱和同情。

自爱完全是自我的一种感受，它与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是否受到尊重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同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拥有越多自爱的人就越能展现他的同情之心，因为人是受感情驱使的动物，同时有思维能力和同情心并善于自我调节。

第二，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正义感。

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认为，人人生而自由。

尽管人的自由又常常被不同的手段剥夺，但是，人追求自由的本性永远不会被磨灭。

同时，人们追求自由的过程又是一个追求正义的过程。

第三，劳动与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