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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与分离主义（第3页）

劳动是交换的基础，一个不劳动的人不可能取得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人们之所以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交换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每个人都在追求自爱、自由和交换的价值时，他们又会相互斗争，但是，他们能够创造合理的社会制度来缓解两败俱伤的争斗，甚至把斗争变成共同的利益。

斯密认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是情感的依托，其次是自由的渴望，最后是付出与收获的平衡。

在追求自我利益时，人常常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所指引：“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这世间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时会有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几乎没什么两样。

他们就这样，在没打算要有这效果，也不知道有这效果的情况下，增进了社会的利益，提供了人类繁衍所需的资源。

当上帝把这世间的土地分给少数几个权贵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似乎在分配土地时被忽略的人。

最后这些人，在所有土地的产出中，也享受到他们所需的那一份。”

[8]

《国富论》发表于18世纪60年代，该书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抨击了垄断贸易的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

斯密认为，经济上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就会增加财富，这是人性使然。

斯密的经济思想同样影响他对英国殖民地的看法。

在处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他对英国当时的殖民制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反对母国政府对殖民地全面地限制和管理，提出让殖民地自由发展的主张。

18世纪是重商主义流行的时期，在旧殖民制度下，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英王的作用。

“英王是统一的不列颠帝国的表征。”

英王的权力可以及于不列颠帝国的每一个部分，不列颠帝国的每一个部分都共同归依同一的英王。

也就是说，英王不仅是英国的国王，而且是整个帝国的首脑。

如果没有英王，不列颠帝国的各部分将各自成为独立的个体，统一的不列颠帝国必将遭遇解体的命运。

英王这种象征性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旧的殖民制度下，而且扩展到自治政府时期，甚至延续到英联邦时期。

第二，英国议会的作用。

1867年《殖民地法律效力法》之前，英国议会是殖民地的最高立法机构。

随着该法令的颁布，英国议会对自治殖民地的立法干预权逐渐缩小，甚至基本上不干涉他们的立法。

英国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关系由一个普通法的法则所支配，凡是殖民地议会所制定的法律若与英国法律相抵触，前者应为无效。

换言之，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必须从属于至高的英国议会。

殖民地的所有立法都必须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

第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英国政府垄断殖民地的贸易和航运，并从双向的贸易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英国政府必须承担支付殖民地官员薪金和保卫殖民地安全的防务费用。

英国与殖民地的三重联系反映出他们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垄断与被垄断、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但是，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老牌的殖民国家西班牙和法国不同，前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威斯敏斯特议会始终掌握殖民地贸易和航运的立法权。

在政治上，英帝国政府对殖民地的管理相对宽松，皇室殖民地和移民殖民地先后都建立了提名或选举产生的殖民地议会。

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称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为“控制商业，放任政治”

。

鉴于旧的殖民制度，斯密认为对殖民地贸易利益的垄断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母国的“专营减少了美洲殖民地的享乐用品，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发展”

[9]。

尽管母国从垄断中获得了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与其说是绝对的利益，毋宁说是相对的利益”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