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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利与英格兰的扩张（第3页）

观念不同，虽然他们都关注英国的未来和传统，但是，西利对国家的关注胜过了对种族的关注，认为种族毫无疑问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国家仅仅是一个人为的管理单位，英帝国的管理者（亦可以称为帝国主义者）应当提高管理国家的技巧，加强帝国间的联系，这才是英国政治家的正道。

西利超越种族的帝国概念在印度问题上体现得最充分。

西利认为印度是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虽然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又没有统一的宗教，但是印度仍然是帝国最重要的区域。

欧洲人通常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名称，并有与之相对应的国民。

西利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民族国家有很多的例外，国家与人口不完全是一回事。

人口以特别的方式和特别的因素联合起来，主要的因素有：（1）种族社区（群体）；（2）

共同的利益以及组成单一政治体制的习惯；（3）社区的信仰。

如果说在种族和宗教方面印度不符合西利的标准，那么共同的利益则是为印度成为英帝国一部分的最重要的因素。

西利认为，双方的共同利益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相反，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微乎其微。

他写道：“在平常人的语言中，财产和政府这两个概念被混为一谈，并由此产生了无限的混乱。”

[62]在印度问题上，英国先进文明驾驭落后民族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英国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形下占领印度的，“英国人的伟大事业中没有哪一件做得如此随意，如此偶然”

[63]。

这一行为恰恰是英国人在承担传播文明的责任，从印度方面看，英国殖民是印度复杂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必然结果。

印度的种姓制度隔离了不同社会阶层的联系，不同的种姓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社会规范；除了社会等级的差异外，印度的宗教十分混杂。

虽然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但是，佛教的影响已经被印度教所代替，更加麻烦的是，印度教中有太多不同的派别，相互之间的差异之大，几乎达到完全对立的地步。

此外，德里苏丹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又传播到印度，因此，不同的种姓和不同的信仰将印度社会撕成了碎片。

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后，又将基督教带到印度，加剧了印度局势的混乱。

西利认为，印度内部的分裂和落后强化了英国向东方传播先进文明的责任，他写道：“英国与印度的联系不是依靠血缘，也不是依靠宗教和利益”

，英国关注印度是为了给印度带去西方的文明，“结束印度的无政府状态”

。

他甚至认为，在英国和印度的利益之间，英国应该首先考虑印度的利益，“目前要考虑的是印度和英国的利益，在这两个国家中，无论是从领土范围，还是从富裕程度上，对印度的考虑都必须优先于英国”

[64]。

“若因为印度贫困，我们便撤退，那将犯下最不可饶恕的罪过，导致最愚蠢的灾难。”

[65]

《英格兰的扩张》强调了殖民地对于母国的作用。

首先，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不是东方式的政治联盟，而是建立在现代政治思考和工业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关系——联邦制和代议制的结合。

这是最理想的政治联合，它不包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体现各自利益的一个代议制的联合。

英国与殖民地的牢固关系，使移民感到他们仍然是英国的臣民，在感情上提升了帝国的高度。

其次，殖民地可以成为英格兰过剩人口的输出地，大规模的移民将解决英格兰本土的乞丐问题。

最后，当英格兰面临战争时，殖民地将对母国提供最大的帮助。

西利对于英帝国辉煌的回顾，对于英国传播文明责任的宣传，激起了英国人对于帝国的感情，也满足了他们的种族自豪感。

《英格兰的扩张》一出版，就成为最畅销的读本，《威斯敏斯特快报》认为，西利的著作是“新帝国主义”

思潮的强大推动器，足以说明英国社会要求帝国联合的愿望是何等的强烈！

西利的主要理论可概括为：帝国的持续联合是英国人长期的梦想；殖民地应被视为英格兰完整的各部分，像约克和肯特一样；帝国的持续联合与成员国的紧密联盟是交通和联邦制度发展的结果；英格兰离开帝国会沦为三流国家。

西利的理论完全不考虑殖民地居民的心理，当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开始出现民族主义，这些地方提出了与宗主国利益不同的要求；殖民地建立关税制度，不仅限制外国产品的输入，而且限制英国的产品。

尽管交通的改进缩小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距离，但不足以表明，自治领的人会用同样的方法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