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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武王克商有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知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

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

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

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现代著名学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公元前7年，刘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

这一结论在此后2000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

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

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定的历术开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给予后世学者很大的启示。

正如现代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做的评论：“刘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

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一直是言人人殊，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在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彭林教授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

书中总结出44种说法，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显然，历史上真实的克商年只有一种结论。

那么真正的克商之年该怎样推定呢？

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筹划，确定了两条途径。

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之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出一个最佳年代。

于是，“工程”

各课题组的考古学家与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甲骨学家等集体行动起来。

通过对沣西遗址、琉璃河燕国墓葬、早期晋国都邑，特别是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等周代遗址、墓葬考古发掘、分期与年代14C测检，结合在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

青铜器和存世的数百件铜器，以及器上镌刻的金文，连同史籍记载的周代发生的天文星象，特别是“懿王元年天再旦”

天象进行推算并交叉验证。

结果落在了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范围之内。

最后，根据《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

等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用最先进的天文电子软件进行回推计算，得出了公元前1044年与公元前1046年两个年份。

“工程”

专家组经过反复权衡，根据两个年份与各方研究符合的条件多寡，终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为商周牧野之战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以及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晋国风云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40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宁，天下太平。

史载成康之世刑措40年不用，其国势达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全盛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继短暂的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日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