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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南越国兴衰（第5页）

所谓凿宽灵渠，是在灵渠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展，使长江船只可以经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南下，取西江东行而抵达番禺，或溯浔江西行而抵布山、临尘，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

秦始皇开新道和凿灵渠，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而且在加强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打破岭南闭塞局面、促进岭南开发建设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此，岭南由野蛮卑湿之地进入了一个新的“王化”

历史时期。

当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岭南的大军受挫，秦越处于对峙阶段。

在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之后，第二次被派往岭南的秦军将领，就是任嚣和赵佗。

当秦军攻占岭南后，鉴于此地偏于东南一隅，越人势力尚存，而岭南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又较困难，于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嚣为南海尉，并授予其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

而赵佗则为任嚣治下的龙川县县令。

任嚣掌握了岭南的军政大权，并成为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

，便逐渐萌发了脱离中央政权、划岭自治的一套割据构想。

这个构想的产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战国诸侯并立之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岭南具有可以实行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

就政治上而言，秦通过兼并关东六国的战争统一中原，到平定岭南，其间不过十余年。

在这个天下初定，社会尚不稳固的短暂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原六国贵族，以极其悲伤、感怀的心情，企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并立之局面。

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他们不得不在秦统一六国后暂时潜伏起来，以待时机。

而作为极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明显地意识到这股潜在力量的危险，采取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

，大修秦道直通山东六国腹地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股潜在的势力兴风作浪。

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诣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起到了一点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甚至就连秦中央政府官员骨子里的那种复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

当时的秦王朝丞相王绾等人，公然向秦始皇宣称：四方之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

，并积极主张“立诸子”

以安天下。

借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诸侯并立局面对许多人仍有极大的吸引力。

作为在岭南独掌军政大权的任嚣，自然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萌生据岭而守的割据念头。

老谋深算的任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秦帝国的覆亡

在“六王毕，四海一”

的颂歌声中，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于世界东方诞生。

秦始皇在创造辉煌伟业的同时，其残酷的暴政也为秦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当年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很快被好大喜功所代替。

天下刚刚统一，秦始皇即下令天下大兴土木，广筑宫室，并在都城咸阳修建气派非凡的阿房宫，供自己寻欢作乐。

征发天下刑徒70万人大规模建造骊山陵墓，作为自己死后的安乐之所。

为防止东方六国贵族、黔首们卷土重来，造反起事，特别在骊山陵四周布置了一支面朝东方的地下军团，永远守护着自己的灵魂，时刻警惕和镇压关东六国的谋反作乱者，使秦王朝万世不休。

他滥用民力，施行苛政，直至造成“天下多事”

“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

的悲惨局面。

无论是朝廷的公卿将相，还是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人人自危，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