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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发掘完成不久，参加发掘的黄展岳、麦英豪等主要成员很快编写出了《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以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的名义，刊发于《考古》1984年第3期。

在这篇初步报告中，编写者认为“赵眜”

就是“赵胡”

，并对两者的关系首次做了这样的公开解释：墓主身着玉衣，身上有“文帝行玺”

金印，故确定为第二代南越王。

《汉书·南粤传》记赵佗僭号为武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去僭号，而“藏其先武帝文帝玺”

。

今本《史记·南越列传》脱失“文帝”

二字。

这枚“文帝行玺”

的发现，证明《汉书》记载是正确的，第二代南越王曾僭号为“文帝”

。

《史记》《汉书》本传均谓赵佗传孙胡，但发现的名章作“赵眜”

，又有“泰子”

印二枚，与《史记》《汉书》皆不合。

我们认为，如果单从“赵眜”

“泰子”

二印考虑，似可斟酌，但“赵眜”

印、“文帝”

印同出，说明这个赵眜只能是《史记》《汉书》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

《史记》误“眜”

为“胡”

，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史记》正字，遂致一误再误。

现在应据此印文改赵胡为赵眜，还他本来名字。

这份报告一经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引爆了一场学术大争论。

有学者赞成以上看法，亦有学者断然否定，并发表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

面对世人的瞩目和学界多种不同的意见，以麦英豪、黄展岳等为首的南越王墓发掘人员，不得不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认真思考和检查。

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后，麦、黄等人觉察到，在过去编写的《初步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存在着论证不足、漏误不实等缺憾，但他们确认的“文帝”

与赵眜应是一人，赵眜即《史记》《汉书》所称的赵胡。

也有学者质疑，认为赵眜是赵佗之子，故称“泰子”

，但麦英豪、黄展岳认为，对照墓主遗骸的鉴定研究，也有助于说明墓主与赵佗的祖孙关系。

从墓主遗骸的鉴定，可以判断死亡年龄为35岁至45岁。

今以40岁估算，知墓主约生于汉文帝末年，是时赵佗应有八九十岁，耄耋之年生子，实为奇谈。

故墓主绝非赵佗之子，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