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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原子弹爆炸中活下来（第5页）

每一天，慕名而来的人在它的围栏周围缓缓地移步，敬畏地注视着这头神奇的不死之猪。

并不是所有公众都不加质疑地把它当成希望的标志。

一些人对它有所怀疑。

动物园的园长向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道，他不断地收到来自人们的询问，担心它仍然具有放射性，会威胁到访客和其他动物的安全，但是园长向每个人保证，它是彻底无害的。

爆炸区的生活

有战舰和猪能从一场原子爆炸中幸存下来挺好，但在1949年苏联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政府终于回过神来，担心起保护平民的事了。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人对于建立一个防弹的社会展现出了最大的热情，而大部分的欧洲人只是在这一领域缓慢地跟随着美国人的步伐，显然他们认为无论超级大国之间发生任何冲突，他们那里都会成为炸弹爆炸的地点，因此不管他们做什么，活下来的机会都十分渺茫。

苏联大体上则更关心如何保证其党内最高领导人活下来，而较少关心如何拯救普罗大众。

为了平复公众越来越强烈的恐惧心理，美国政府建立了联邦民防署，调动科学资源研究平民该怎样才能在一场原子战争中活下来。

从21世纪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最初的尝试最让人吃惊的特点是，很多研究者竟认为保护居民免受核武器的伤害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

1950年，放射学家理查德·格斯特尔（我们在神经症山羊的故事里遇到过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如何在原子弹袭击中生存下来》。

在书中，理查德·格斯特尔语气轻快地建议读者：“如果发生了突然袭击中，而你人正在户外，那么戴上一顶帽子至少会给你一点保护，使你少受强热的伤害。”

一本来自美国政府的宣传册《原子弹袭击下的生存》给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降低因爆炸受伤的概率，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你可以做的：面朝下扑倒在地。”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许多研究都低估甚至完全无视了放射性尘降物的威胁。

1951年，《社会卫生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沃特·克拉克分析了原子弹袭击之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健康问题，但是他对于爆炸留下的辐射没有表达任何担忧。

相反，他担心爆炸可能会使人们过多地发生性关系而破坏人们的日常生活。

他写道：“许多背井离乡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果预感袭击将再次发生，就会因此产生通常在大灾难之后出现的鲁莽的心理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的道德标准预计会放宽，**的行为会增加。”

克拉克力劝所有被炸弹袭击的地区实施管制，“严厉打击卖**活动，并采取措施阻止**”

。

他建议可以将牧师转移到被炸区域，带领人们把通奸控制在最低程度。

1954年，华盛顿教会学院的两位研究者，生物学教授莱斯特·哈里斯和营养学教授哈丽雅特·汉森开展的一项实验，同样无视了辐射的影响。

哈里斯和汉森想要了解，如果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想在原子弹袭击后逃离一座城市，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他们并没有把放射性尘降物视作危险之一，相反，在他们看来，挑战如何在补给有限且没有栖身之地的情况下在户外生存下来更重要。

于是，他们提出了“生存行动”

。

这一行动涉及带领一群志愿者在马里兰州的森林里露营三天。

参与者只能带一个睡袋和十二磅重的救生包，包括急救必需品以及诸如奶粉、干蛋制品、饼干和花生酱在内的食物。

大多数志愿者都是该学院的学生，但是为了让整个测试感觉起来更为真实，哈里斯带上了他的妻子玛乔丽，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六周大的查尔斯，二十个月大的黛比和三岁大的杰杰。

救护车警笛鸣响标志着实验的开始。

所有志愿者都挤进汽车里，驱车驶离华盛顿市十一英里，然后他们徒步走到森林里一个偏远的地点。

他们支好帐篷，然后在林中搜寻可食用的野草和漆树花，熬成漆树花茶。

夜晚降临时，所有人都聚集到篝火前唱歌。

晚上十点，他们躺到睡铺上睡会儿觉。

差不多就在他们躺下来凝视星空时，研究者们意识到：如果在夏天开展实验，而非十一月才开展就好了，因为太阳落山后气温会迅速降到较为寒冷的二十八华氏度。

早晨五点，哈里斯承认这对孩子们来说实在太冷了。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急匆匆地摸索着把孩子们抱起来，徒步走出森林，然后开车把他们带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