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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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电话号码簿里有吧？”

“不，还没有呢。

我们换了号码，是麦考莱6204。

我想问你件事。”

“嗯，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我想同你吃午饭，就这事儿。”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

什么时间？”

“明天行吗？”

“不，明天不行。

你瞧，我就是得把这篇文章……”

“星期三呢？”

“星期四行不行？”

“好吧。”

她说。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好吧”

这两个字里所包含的失望——我们的自尊心就是这样欺骗我们的。

“那么一点钟我在皇家咖啡馆里等你。”

“你真是太好了。”

她说。

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她说的是真心话。

“星期四见。”

我手握听筒坐在那儿，像审视一个人们不想认识的傻瓜和丑八怪似的审视着仇恨。

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而且一定是赶在她离开电话机前截住了她。

我对她说：“萨拉，明天可以。

我刚才忘了点事儿。

老时间、老地点见。”

我坐在那里，手指搭在沉默下来的电话机上，心有所期，暗暗想道：我记得呢，这就是希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