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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明澳大利亚（第6页）

一种欣欣然的勤勉奔忙弥漫了整个场景。

这些人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安全的、追求公平的社会里，生活在令你强壮、俊美的气候下，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中。

同时，他们有机会乘坐从孩子们的故事书中驶出来的船儿去上班，越过一片宏伟壮丽的水面，而且每个早晨从《晨锋报》和《电讯报》上抬起眼睛就看得到著名的歌剧院、鼓舞人心的大桥和月光公园那张大笑着的面孔。

这就无怪乎他们看起来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了。

集万千关注于一身的是歌剧院，你可以理解这是为什么。

它家喻户晓的程度十分惊人，非常能代表“嗨，我在悉尼哪”

，所以你不可能不盯着它看。

悉尼出生的评论人克莱夫·詹姆斯曾将悉尼歌剧院比作“一台缀满牡蛎壳的便携式打字机”

，这可能稍稍苛刻了。

不管怎样，歌剧院与美学无关。

它关乎的是作为一个偶像的问题。

它的存在根本就是个小小的奇迹。

现在很难想象20世纪50年代的悉尼是怎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它被世界遗忘，甚至墨尔本都令它相形见绌。

在1953年的时候，该城还只有八百间旅馆客房，刚够一个中等规模的会议之用，而且晚上没一事可做，甚至，酒吧下午六点就打烊关门。

而证明这个城市平庸的最好例子莫过于，歌剧院现在这个既有场地又有水景的大好地段当时居然是市政电车修理厂的所在。

接下来发生了两桩事情。

墨尔本获得了举办1956年夏季奥运会的殊荣——召唤着悉尼行动起来，如果这种召唤确实存在的话——悉尼交响乐团的头儿尤金·古森斯爵士开始鼓动建造一座音乐厅，尽管这个城市连个供管弦乐队演奏的像样地方都没有。

在这般驱促之下，悉尼决定推倒摇摇欲坠的电车车棚，在其旧址建造一座值得称道的建筑。

为了寻求适合的设计方案，悉尼还组织了一次竞赛，一班地方名流召开会议选择胜者。

裁判们无法达成一致，就向芬兰裔美国建筑师埃罗·萨里宁征求意见，他在备选方案中挑拣了一番，选出一个被评委们否决了的设计。

它的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三十七岁丹麦建筑师，名叫约恩·乌松。

评委会遵从了萨里宁的意见，给乌松发去了消息，这不但可能使他们欣慰，也绝对为他们带来了荣誉。

“这个方案，”

用约翰·冈瑟的话说，“大胆，独特，选得出彩——当然还有麻烦，而且麻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问题出在那个著名的屋顶身上。

以前还从没建造过一幢这么大胆倾斜、头重脚轻的建筑，没人可以为成功打包票。

现在回头看，项目启动时的仓促可能反而拯救了它。

一位主要工程师后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人意识到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挑战，那它就永远不会获准兴建。

仅仅确定建造屋顶的原则方法就花了五年——整个项目原打算耗时不超过六年——结果，建造的工作拖拖拉拉，用了差不多十年半的时间。

最终的建造费用达到了沉甸甸的一亿零两百万澳元，是原先估算的四倍。

有趣的是，乌松从没见过他的获奖作品。

1966年，他在提高预算的争论中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他也再没有设计出这样远近驰名的东西（他的其他主要项目都在丹麦：哥本哈根郊区的一座教堂、赫尔辛格和弗雷登斯堡的住宅等）。

启动项目的古森斯同样也没有看见自己的梦想实现。

1956年，在悉尼机场通关的时候，他被发现携带大量各式各样的**制品，便被请到他处去发展自己龌龊的欧陆爱好了。

这样，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嘲弄，他便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不了自己最出色的那一下雄起咯。

歌剧院是座豪华的大厦，我没有贬损它的意思，只是海港大桥乃我心之所属。

它不那么喜气洋洋，却更有居高临下的气势——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看见它以最出其不意的角度从匍匐于地到腾身而起，就像一位大叔辗转腾挪着自己的身体想张张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