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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悉尼奥运会（第10页）

如此说来，美国记者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愤慨了吗？那也未必。

《华盛顿邮报》的萨莉·詹金斯一两天前发表评论，以一名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为例（该运动员因服用了一片医生开的止头痛的药片而失去了金牌）有力地论证了奥林匹克药检政策是不完善、不公平的，同时还指出药物检验并未始终如一地贯彻实施。

最后，她表示关于违禁药物的争论有些令人生厌，她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分不清nandrolone和provolone，也搞不清pseudoephedrine和Ex[32]……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让我看看能否把这些搞清楚，当然我并不是什么化学家。

Provolone是一种美味的意大利食品，Ex是一种用于治疗头痛的特许专卖药的牌子。

而Nandrolone和pseudo-ephedrine则是危险的药品，运动员有时会靠这些药物来超越那些太谨慎、太规矩、不愿以违法行为换取胜利的运动员。

这也不关我的事，但我想诸如詹金斯女士等人应该会很在乎。

我不想在这里装童子军讲大道理（在别的地方也不想），但我真觉着奥运会应当倡导人们做正确的事，为大家树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榜样。

而实际上，唉，美国人却往往认为奥运会和别的体育活动一样，要不惜代价地夺取胜利。

我热爱美国的体育运动，也仰慕其成就——我总是把杰西·欧文斯[33]高高举起，把别国的体坛英雄都比下去——但这种自豪感在另一方面往往又令我心生疑虑，因为它也包含了许多口号里说的“胜利不是主要问题——它是问题的全部”

“不是赢了银牌，而是输了金牌”

。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才有了篮球“梦之队”

，球员们无可争议的体育才华被委以重酬，乃至将一度精彩的比赛变成了一场又一场无谓的表演，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感到丝毫后悔；正是因为这种心态，自行车手才会面无愧色地带着装有秘密的超级设计的自行车走上赛场，这虽然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战胜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公平竞争的意义。

这种心态认为必要的时候，夺冠远比受人敬慕来得重要。

对于这一切，我无能为力。

只是，当我看见自己国家的一支体育队显然自认为有关违禁药品的使用和检举揭发的规定只对他国运动员有效，自己可以另搞一套。

事情发生以后，一种合适并且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把C.J.亨特召回奥运村，让他接着为玛丽昂做煎饼——这时，我只能说，我真的绝望了。

悉尼，圆满谢幕吧

祝贺你，澳大利亚，你成功了。

从开始到结束，整场盛会非常精彩。

伊恩·索普光芒四射，苏希·奥尼尔不同凡响，凯西·弗里曼很可能成为第一位原住民田径女皇。

基础设施经受住了考验，天气基本宜人。

志愿者们鼓舞人心，全体粉丝都非常友好。

无情的罪犯将盗窃之物一一归还，还伸手帮助瘦弱的老太太穿过车来车往的马路。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四百万人表现得如此无可挑剔。

只有玛丽·若泽·佩雷克[34]郁郁寡欢地离去。

前两天，我问一位悉尼朋友帕特里克·加拉格尔如何解释悉尼的大获成功，他说：“我们很擅长开派对，这不就是一场大派对吗？”

的确是的。

悉尼素来是世界上最快乐最亲和的城市，而在这十七天里，它还是世界上最快乐最亲和的城市。

要我说，这才是最奇妙的地方——悉尼承担着地球上最繁重的后勤工作，却表现得毫不费力。

尽管我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但我也不想夸大其词。

可是你来说说看，在人类和平时期的历史当中，哪一次活动比这更成功？我是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这样持续地快乐着。

另一位澳大利亚友人对我说：“就像投石入水一样，澳大利亚赢得女子水球冠军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火车在下班的路上，车上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华尔兹·玛蒂尔达》（澳大利亚民歌准国歌）。

假如你六个月前告诉我，有一天我会因为我们赢了女子水球而在火车上跟陌生人一起唱，我会劝你去看医生。

真是太奇怪了，不过真的很棒。”

几乎所有人都说悉尼从未运转得如此顺畅。

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街道上总是没有多少车辆，因此全城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从甲地来到乙地有多么迅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