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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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亚琛和科隆（第5页）

我对一本叫《新批评》或类似名字的杂志的其中一个专栏特别感兴趣。

这个专栏每周都会报道一对年轻的夫妇，比如杜伊斯堡的卡车修理员陆迪和他性感的图书管理员妻子格兰塔的故事。

每周的夫妇都是不同的，不过他们看上去都像是从一根牙膏管里面挤出来的牙膏：年轻、好看、身形健美、笑容迷人。

通常专栏会用两三张照片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陆迪拿着扳手在一辆荷兰产的达夫卡车下大笑，或者是格兰塔在超市里对着冷冻的鸡肉暗送秋波。

之后的照片便是陆迪和格兰塔一丝不挂，在家里忙着做家务：在水槽旁洗碗，两个人一同喝一勺炖锅里的汤，或者是用屁股玩字母拼图。

这些照片并非公然的性描写。

陆迪从没硬过，他正忙着享受洗碗和喝汤。

他和格兰塔每一秒的状态，看起来都像是深处极乐世界。

他们对着镜头自然地微笑，让他们的邻居、同事和所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观赏他们一丝不挂地切蔬菜、往洗衣机里扔衣服。

我在想，德国人的好奇心可真是强烈!

这就是我对科隆几乎全部的记忆了。

当我在大教堂广场的边缘徘徊时，我看到了下面拥挤嘈杂的商业街，竟对此感到了一丝害怕。

难道科隆只有这些事情值得被我记起吗？我站在大教堂底下，抬头看了好久，被它的大气磅礴震撼到了。

科隆大教堂有500英尺长，200多英尺宽，教堂顶部直插云霄，几乎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高。

它能容纳4万人。

所以你应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科隆大教堂花了整整900年才竣工（而且用的是德国工人）。

如果换成英国人，我想现在应该还在挖地基。

我走进教堂内部，花了半小时仔仔细细地看完了里面的东西，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的惊奇和兴奋。

虽然我前一天参观的亚琛大教堂比科隆大教堂要小得多，但现在依旧能撩拨我的心弦。

我带着失落走出教堂，来到看台边缘，朝莱茵河远眺，它宽广的棕色河流和整齐划一的船队尽在眼前。

欣赏完莱恩河的美景，我便前往科隆最大的商业街——霍赫步行街。

这条街又长又直，是欧洲租金最贵的两条街之一（另一条是慕尼黑的考芬格大街），这里的租金比伦敦的邦德大街[9]和巴黎的圣奥诺雷郊区街[10]贵多了。

伯纳德·列文曾在《莱茵河的尽头》描摹了霍赫步行街的奢华。

但在我看来，这条街和世界上其他的商业街没什么不同：哪里都有的百货商店、鞋店、唱片店和照相器材店挤在一块，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是趁着周六来购物的。

说实话，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眼光，也不及亚琛人会打扮。

我在许多家电器专卖店中挑了一家，仔细看了看琳琅满目的橱窗。

百无聊赖的我想看看这些商品是不是德国制造，然而并不是。

它们全是日本制造，那些游戏机、照相机和其他地方的日货并没有什么区别，仅有的德国商品也只剩下古怪的根德投影仪和其他的老古董。

我生活在一个被美国商品席卷的世界，曾经也像**爱国主义青年那样，看到日货满天下就感到失望，我还会充满同情地读着杂志上那些关于日货席卷市场的报道。

直到有一次，我坐在一架波音747飞机上。

我戴上耳机，发现声音效果和通过两根线连着纸杯听到的没差；抬头看电影，发现电影画面就像是被投影在一块浴巾上。

然后我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电子产品也就这样了，我们的技术不停地发展，直至1972年，并且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年。

如果电子产业都是像“美国无线电公司”

“西屋电气”

或其他的美国公司一样，那今天我们很有可能绕着和手提箱差不多大的录音机磁带或者用着全手动的录像机。

自那以后，我便对日本人充满感激，是他们让我的生活充满一些方便有用的好物，比方说，一只小小的腕表，不仅能够存储电话号码、计算透支额，还能让我在早上煮鸡蛋时把握好时间。

我现在唯一要抱怨的就是日本人取的那些奇葩的产品名。

比方说，人们可能从未指出，“随身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