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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敦煌行（第1页）

十敦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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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古称三危，《尚书》记载，舜流放共工于此。

“四夷”

中的“西戎”

，相传即是共工的子孙，他们世世代代保有其地。

敦煌东南二十里有座山，三峰峻绝，因名三危山，据说即是共工当年的住处。

至春秋时，三危之地称为瓜州，以瓜美得名。

唐朝杜佑的《通典》中说：“至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

瓜产于沙壤，故唐朝又称其地为沙州。

此地在汉朝为西域交通的枢纽。

西域的陆路，有北道、中道、南道，而皆汇集于敦煌，其西即为阳关，唐诗有“西出阳关无故人”

，敦煌为汉人活动范围在西面的极限。

到了南北朝，敦煌在文化上处于很突出的地位。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论“北方政权之新生命”

说：“北方中国经历五胡长期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运，是为北朝。”

陈寅恪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叙论”

中特别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

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受其影响。”

所谓“河西”

本泛指黄河以西的区域，包括陕西、甘肃及蒙古鄂尔多斯等，但在南北朝至隋唐，河西指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辰州、沙州等七州，即后来的武威、张掖、酒泉、哈密、西宁、安西、敦煌，以后又加上兰州等地，共为十州。

少数民族内迁时，河西地区被祸独轻，因而在南朝文化衰落时，北朝则以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纷纷逃难至“金武威、银张掖”

等河西富庶之区，而得将“汉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

。

当然也有原来在北方的高级知识分子，沦陷后坚守传统学术途径，反无南朝的清玄虚诞之习。

这种保存了传统的旧儒学，后世称为“河西儒学”

。

“河西儒学”

中的大儒，如郭瑀、刘延明、蒙逊、常爽等，皆有弟子数百人，文教昌明，远胜南朝。

不过“河西儒学”

之盛，与北朝的汉化倾向自然亦有密切的关系。

进入中原的五胡十六国，汉化最早的是匈奴，汉化最深的是鲜卑，其次为氐。

氐与鲜卑恰好相反，鲜卑自辽东至河西，无所不居，氏族甚多，以建前燕的慕容氏及建元魏的拓跋氏为最盛。

氐则只居略阳，其地乃当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以蒲氏、吕氏为大族。

吕氏建国曰后凉，蒲氏建国曰前秦，传至第三世蒲坚，改姓为苻坚。

此人雄才大略，重用以扪虱高谈而为桓温所轻的王猛，在五胡中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