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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敦煌行（第6页）

斯坦因显然未写明姓名，则蒋孝畹是否就是蒋资生呢？

我的答复是肯定的。

湖南人名为资生，自是生于资水，而非四川的资中、资阳。

资水有南北两源，南源叫夫夷水，又称罗江，也就是汨罗江，流经湘阴东北，其地有村名汨罗村，即屈原自沉之处。

《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则以湘阴人名资生字孝畹，完全合乎中国传统命名的原则。

当然，高拜石知道有蒋孝畹其人，是必有来历的。

我的假设是，当年跟张大千谈敦煌石室发现经过的人，可能把上声“养”

韵的蒋，误为平声“阳”

韵的杨。

如果我的假设不误，则斯坦因第一次私探千佛洞，不是蒋资生陪了去的。

他既有调查地理的任务，自然要雇用翻译。

倘谓此第一次的翻译即是蒋资生，那就根本不必找年轻喇嘛细问经过。

如何发现石室，“全本西厢记”

都在他肚子里，立即就可以策划盗宝了。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原著，我未读过。

据高拜石文中所引，斯坦因在初探与“再来”

之间，如果未曾叙述如何访得蒋资生的经过，则杨先生就是蒋资生，更可肯定。

盗宝的实情是，斯坦因找到蒋资生以后，并非如高拜石所说“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

，而是先由蒋资生去跟王道士打交道，原则谈好了，斯坦因才又去的。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回来，并且在那里等候了。

他当然知道他保管的是什么，但也充满了有关宗教方面的恐惧，说话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当我们见面时，我便觉得这个人有些不易捉摸，我只得尽我所有的金钱，对他以及他的寺庙进行诱引。

终于这道士被我的话打动了，悄悄地答应等入夜时把密室所藏的中文卷子中拿出几卷来，交给我的助手，以供我们研究。”

说王道士已在“等候”

，可知事先已有联络。

至于王道士的吞吞吐吐，无非忸怩作态；而“拿出几卷来”

“以供研究”

，只是先提供样品，以便看货论价。

斯坦因又记：

“透过我的热心助手的帮忙，很侥幸地说动了王道士，使他勇气为之大增。

那天早晨，王道士带了我们，将通至藏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在黑黝黝的石室中，道士手里所持昏暗的油灯微光，使我的眼睛忽然为之豁然开朗。”

这是当夜看过“样品”

以后，第二天上午的行动。

王道士的“勇气大增”

，当然是银子壮胆之故。

石室中的情形，据斯坦因形容，“在约有九尺见方的小室中，站了两人进去，已没有多少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