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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三年面壁（第7页）

，五是“把画坛苟简之风变为精密”

，六是“画佛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胃口了”

，十是“西洋画不足骇倒我国的画坛了”

。

这十点影响是早已存在的，因为壁画是早就有的。

但由于敦煌壁画提供了那么多的材料，张大千才能从归纳分析中，演绎出这一番理论。

其中颇有说得很高明的，如世人对“南北宗”

的偏见。

张大千认为中国自有图画以来，重点是先有人像，没有佛像，山水原来是一种陪衬；及至山水独立成宗，变得喧宾夺主；及至山水有了南宗水墨、北宗金碧之分，文人更以为南宗山水才是画的正宗。

连北宗的金碧山水也在摒斥之列，那就无怪乎人物、佛像、花卉被视之为别裁异派。

这种自宋元至今的绘画见解，牢不可破，绘画的领域也越来越狭了。

他说：“古代所谓大画家，如所说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这些话，都是画人物而言；所谓‘颊上添毫’‘画龙点睛’，也都是指画人物而言。

到后来曹吴之作不可见，而一般画人物的，又苦于没有学问，不敢和山水画争衡，所以一天一天的衰落下去。

到了敦煌佛像、人像被发现以后，这一下才知道古人所注意的，最初还是人物，而不是山水。”

最后的一段话，是有问题的。

明清画人物不为人重，基本上是因为文人不屑为人写真，流为画匠的专业，尤其是名家如唐寅、仇十洲甚至兼画春册，为贬低人物画的罪魁祸首。

但陈老莲一派的人物画家仍有其应得的地位，如任伯年就是。

任伯年殁于光绪二十年，敦煌宝藏尚未著闻于世。

显然，张大千对世人轻视“院派”

，内心颇为不平，看他所谈的第五点影响——使画风由苟简变为精密，足以想见。

他说：“我国古代的画，不论其为人物、山水、宫室、花木，没有不十分精细的。

就拿唐宋人的山水画而论，也是千岩万壑，繁复异常，精细无比。

不只北宗如此，南宗也是如此。

不知道后人怎么闹出文人画的派别，以为写意只要几笔就够了。

我们要明白，像元代的倪云林以及清初的石涛、八大他们，最初也都经过细针密缕的功夫，然后由复杂精细，变为简古淡远，只要几笔，便可以把寄托怀抱写出来，然后自成一派，并不是一开始随便涂上几笔，便以为这就是文人写意的山水。

不过自文人画盛行以后，这种苟简的风气，普遍弥漫在画坛里，而把古人精意苦心都埋没了。”

将这段话与前面对重南轻北不满的评论合看，可知张大千在古人中最不佩服的，就是董其昌。

南北宗之说即创自董其昌，而“随便涂上几笔，便以为这就是文人写意的山水”

，亦正就是董其昌作品的特色。

[1]　指张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