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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艺术就是悲剧。

尼采认为，“当科学精神被引导到了它的界限，它所自命的普遍有效性被这界限证明业已破产”

，悲剧就必然“再生”

[101]，“悲剧文化”

也必然出现：

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把握。

[102]

这种“悲剧文化”

将是那些“迈着坚定的步伐，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弱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

的人们所渴求的文化[103]。

因而，尼采倡导悲剧，希望建构“悲剧文化”

，是为了将人们从理性、科学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体力和智力的不断退化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在贪婪的求知欲所造成的虚假的满足中看到心灵的“普遍贫困”

，勇敢地面对依然“存魅”

的被压抑的生命力量。

所以，他在《悲剧的诞生》的《前言》中指出，阅读这部著作的人们应该发现他是在讨论“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

，他提出的悲剧文化问题所引起的讨论、关注以及产生的影响将是“德国希望的中心”

“旋涡和转折点”

。

这当然也适用于精神早已孱弱贫困的全人类。

由此可知，尼采的悲剧观是一种生命论悲剧观，他希望通过悲剧艺术、悲剧文化的再生，唤醒人们原始的生命力、创造力，使世界充满“嬉戏着痛苦的刺激”

的生命活力。

尽管尼采的日神、酒神之喻以及他对二者关系的描述颇多含混之处，可以容纳不同理解，但他希望通过悲剧唤醒人们在苦难中忘我狂欢的酒神精神的目的却是明确的。

按照笔者的理解，他实际上为人类提供一种直面苦难、沉入苦难深处、用原始生命力与之搏斗、浑然忘我的生存方式。

这显然不是一种道德的、理智的、克制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无畏、无制、狂放的生存方式。

他认为，只有这种生存方式才能为生命的生存提供最高的质量，至于传统的秩序、正义，不在他的视野之中。

在他心目中，让每个人淋漓尽致地焕发出生命活力，就是宇宙最好的秩序、最大的正义。

如果说黑格尔冷漠地注视着悲剧，为悲剧人物的毁灭证明了“永恒正义”

的胜利而高兴，叔本华悲悯地注视着悲剧，努力在为悲剧人物寻找解脱的道路，那么，尼采则把悲剧当成崇高之美来观赏，从悲剧人物的毁灭中领略到了生命永恒的意义。

当然，从生命毁灭中去领略它的永恒，又有一种近代德国先验哲学的意味。

从这一点看，尼采不过在借悲剧传达他关于张扬生命力的先在思想罢了。

至于具有叛逆性的张扬的个性生命力能否与如何建构“新秩序”

，则是尼采没有详述也没有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