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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人的知性、能力、寿命的局限性，选择的困难性，以及环境、性格、社会处境、命运和生命本身制造悲剧的可能性，要像西方那样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悲剧，贡献出比较细致深入的悲剧理论，不是没有可能。

但为什么没有呢？

又如前面数章所述，已有学者将它归咎为中国古代的柔性文化、儒道释文化或乐感文化。

不过，从上文所述看，至少早期的儒、道两家对人生的悲剧性和生存的悲壮感并不是没有认识。

佛教认为人生无明，人一生下来就陷入生老病死等八苦甚至十一苦、十六苦之中并呼吁人们追求解脱，怎么会没有对人生悲剧性和生存悲壮感的认识呢？

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应注意一个事实：西方悲剧及相关理论兴盛时期都是实行民主政治或民主气氛比较浓烈的时期。

希腊三大悲剧家创作悲剧的时代是雅典城邦民主的全盛时代，亦即伯里克利时代前后。

英国著名悲剧家马洛、莎士比亚创作悲剧的时代是在英国早就有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之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

而且，“光荣革命”

马上就要发生，君主立宪制政体马上就要建立，正是“人”

而不是“君王”

和“神”

最受关注的时代。

也许，只有在那种不被专制王权和神权（如黑暗的中世纪）严密控制，大家比较平等的时代，“人”

受重视的时代，人们才能畅谈、思考悲剧问题，创作悲剧作品。

因为悲剧涉及人人都难以避免的种种问题，没有谁能够全知全能的问题，人类在谁都不全知全能这一点上平等的问题，人类应该同舟共济以及应该如何最不差地同舟共济的问题，这当然不被专制王权和神权所容许。

注意到这个事实之后，再反观中国古代，就会觉得在保持了原始自由和民主遗风的《诗经》和诸子时代，人们能在思想感情上涉及上面所说的那么多与悲剧相关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写出古希腊那样的悲剧，不过是因为没有戏剧传统。

如果有戏剧传统，利用戏剧渲染一下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壮烈，寻找“伊人”

而不得带来的迷惘，面对练丝、染缸、歧路时引出的恸哭，身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场景的无奈和痛苦，以及欲望带来的烦恼，以身为患引起的惊恐，和“莫之为而为者”

“莫之致而致者”

等意外事故突然降临时产生的喜怒哀乐，也是可以惊天动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