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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天国的程序丹尼自主设计了 在荷兰采访第一批合法的自主安乐死者 黑色之行（第3页）

因为我在欧洲一家华文报纸当记者，并且开了艺术评论专栏，所以他特意给我发了邀请。

但是对我而言，这是欧洲多如繁星似的画展中的一个平常画展，我对是否前往尚未做出决定。

就在这时，我又接到这位著名的旅美华人画家的电话，他告诉我发生了一个在西方国家十分罕见的展览事件。

他说，他有一幅描绘“二战”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巨幅油画作品，本是这次商定好了的展览作品，可是在布置展厅的前一刻，苏富比展览部主任托莱尔女士通知他，《南京大屠杀》这幅作品不挂了！

理由是他们有“不便告知的难处”

。

托莱尔还告诉画家，这幅画已经妥善保管起来了，展后奉还。

画家不愿意和苏富比闹僵，没有以撤展抗议，而是在据理力争无效之后就默认了。

但是，画家把这个事件广而告知了新闻界。

我是被告知的在欧洲的中文媒体之一。

我很惊讶而且好奇：怎么会在全球著名的艺术拍卖公司苏富比发生这等怪事？到底个中奥妙是什么？

我匆匆赶去了荷兰。

就在这次采访中，我和苏富比展览部主任托莱尔成了不打不成交的朋友。

起初，托莱尔用“不便告知的难处”

的外交辞令搪塞我。

不管我怎么提问，她都机械地重复那句公司总部规定好了的“台词”

回答。

我耸耸肩，冷笑了一声，表示了我的不满。

但我马上觉得过分，有失礼貌，马上向她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

。

我解释说，因为我的父亲曾死在日本军指使的汉奸的枪口之下，所以我有些失控。

她说“没关系，失陪了”

，欲走却又站住了。

她迟疑了几秒钟，压低声音，告诉了我“不便告知的”

实情：原来是日本驻荷兰大使馆打电话给荷兰苏富比总部要求把“大屠杀”

这幅画撤展的，因为苏富比有很多日本大收藏家客户，不便得罪日本，所以就……

托莱尔的“良知性泄密”

，不仅成了我报的重要新闻，也成了荷兰的新闻热点。

我对托莱尔说：“以后你可能在苏富比的日子不好过了。”

她却一笑说“不在乎”

。

生活里总会来点偶然性让人惊异一下，很巧，原来她和我的荷兰画家朋友尼古拉也是朋友。

根据“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的普适定理，当然我和她就升格为朋友了。

托莱尔邀请我和尼古拉到她家做客。

她家住在一条运河边上的公寓里。

尼古拉告诉我，看上去约30左右的窈窕的托莱尔，却是个“单身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