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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怆交响乐中移民（第1页）

在悲怆交响乐中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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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时多我就到了阿姆斯特丹。

尼古拉在电话里早和我约好，让我先到他那里用晚餐，然后一起去托莱尔家。

半个小时就到了尼古拉画室。

他算好了我到达的时间，我进门时他就把咖啡煮好等我了。

在喝咖啡时，我请尼古拉给我讲讲丹尼的病情，越详细越好。

尼古拉说：“啊，对不起，详细不了，对丹尼的病情我不可能知道得详细。

只是在今年初，大概是圣诞节前一星期，听托莱尔说，她母亲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肝癌，医生说只有半年的寿命了。

就这些。”

哦，我怎么一下忘了呢？在西方国家，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属于个人的隐私，除病人自己有知情权之外，其他人无权询问。

因此，医生只会把病情如实告诉本人。

如果本人不说，别人是不可以多打听的，即使是丹尼的女儿托莱尔也是如此。

倘若医生擅自对病人之外的人泄漏了，譬如法国密特朗总统的医生在密特朗死后写了一本关于总统患癌症过程的书，就被家属告上了法庭，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这和中国的价值观刚好相反：中国医生只把濒危病人的病情告诉家属，所有人都对病人进行“崇高的欺骗”

。

动机当然是善的，不让病人有心理负担，至死都充满着能康复的“乌托邦”

。

因此，中国病人死了，到最终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得了什么病。

“难得糊涂”

。

“不过，我倒是能详细告诉你，关于丹尼患病的非常痛苦细节，”

尼古拉说，“我多次去医院看望过丹尼。

我知道丹尼特爱听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所以特意给她买了新近录制的世界第一流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作品的CD光盘。

她很高兴，她还对我说：‘尼古拉，谢谢你。

我以前对你说过，只有宗教信仰和音乐能让人的精神远离尘世。

现在我得了这个病，非常非常痛苦。

现在好了，我心中有上帝，加上你给送的柴可夫斯基，我就能远离尘世痛苦了。

’可是，这回上帝和柴可夫斯基都没有能帮助她。

2月中旬的一天，我又去看她，镇痛药对她也越来越无济于事了。

看她不停抽搐而扭歪了的脸，感觉到她痛苦得不得了。

已经骨瘦如柴的丹尼，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在剧痛时居然把CD小唱机都捏扁了，里面的CD唱片也捏碎了。

她接着又把掉出来的CD唱片碎片死命捏进手掌里，插进肉中，鲜血染红了白床单。

我吓坏了，立即冲上去掰开她的手掌，并大声呼叫医生……”

尼古拉的眼圈红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带到一幅画前，说：“那天我从医院回来，晚上吃了两次安眠药也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