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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洋文凭（第1页）

“成功”

与洋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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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虽然早已灭亡，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来始终没有消失——被中国人庸俗化的“教育改变生活”

。

同时，一个更大的悖论在等着我们：中国人利用教育（包含国际教育）“上位”

的最终结果是成功吗？

在留英海归的校友聚会上，你总能发现英国大学官方会笑容可掬地把一些“成功”

人士请到台前，向校友、媒体夸赞一番，让“小字辈”

的海归艳羡、追捧一番。

这里的“成功”

人士的标准一定是功利的：政府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国内大学副校级以上高层、私人公司董事长、上市公司董事、事务所合伙人、全球500强高管、最差也是个某某单位部门总监或主任什么的。

名头大的校友让英国大学脸上有光，日后找中国人捐助一下也有渠道。

约定俗成的“成功”

就是以“名头”

来区分的。

西方人也是这样定义的，所以没有名头的就是nobody（什么都不是）。

用心理学家的话说，就是所谓“身份认同”

。

“名头”

与“身份”

把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层，层级高的统治层级低的，基本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是没有本质变化的。

如此清晰的社会规则，对人的**力很大，特别是对身处恶劣的社会环境、天性又喜欢投机的中国人来说，爬向更高的社会层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升级”

，却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很早就把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升迁结合在一起。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对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开始推行的察举制大加赞赏，认为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

而所谓察举制的核心，无外乎知识（举秀才）与道德品质（举孝廉）的考核，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中的重要参考指标。

后来发展起来的科举制，最终确立了教育在社会层级竞争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人生巨变，全靠“读圣贤书”

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来实现。

在这样的制度下，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是把教育功利化，读书的出发点是“有用”

——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能做官，做官能发财。

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出国留学，尽管还不是主流，但“洋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