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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杀不杀无罪坐罪（第1页）

可杀不杀，无罪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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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却力排众议，别出心裁，决意要宽赦曾静。

雍正在此案的处理上，宽“现行犯”

而严“思想犯”

可谓谋之深远，亦属旷世之举。

曾静案发后，雍正一面审理，一面考虑处理方法，待胸有成竹后，雍正走过程似的令朝廷九卿详议曾静应得之罪，又依次让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议论曾静之罪。

官员们都说曾静罪无可赦，法在必诛。

雍正又让曾静自己议罪，曾静亦自称所犯弥天罪，“天地亦当不容”

。

这时，朝廷内外都认为曾静必杀无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却力排众议，别出心裁，决意要宽赦曾静。

雍正解释此举说：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

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造书造谤之奸人，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臣民共晓之？”

“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于是将曾静及其徒张熙免罪开释，留曾于湖南观风整俗处使用，并宣布不但他不杀他们，“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

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岳为股肱大臣，与皇上应视为一体，不能让他失信，故宽免曾、张。

二是如前面所说曾静投书，使雍正得以追查出造谣元凶，晓喻百姓。

因此不应斩杀。

曾静等当然感恩戴德，甘愿为犬马，到处现身说法，自我批判，消除影响。

这才是雍正的真实目的，“可见人无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

雍正对自己的“出奇料理”

是很得意的。

与对曾静“宽待”

成鲜明对比是对吕留良的“严惩”

。

这也是雍正出奇料理的一部分。

吕留良死后的四十五年，即雍正六年十月，吕留良被另立一案。

雍正下谕浙江总督李卫，严缉“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

可是吕留良，其子吕葆中，其学生严鸿逵等先后故世，只好逮捕两家的子孙。

又因张熙赴浙省时访问过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故沈也在拿之列。

至于刊刻吕书之车鼎丰、车鼎贲，收存吕书之孙用克、周敬舆，以及三家有关学生房明畴、金子尚、陈祖陶、沈允怀、沈成元、董吕音、李天准、费天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朱霞山、朱芷年、张圣范、朱羽采等皆被逮捕入狱。

吕、严、学家中所藏书籍及吕留良之《备忘录》、《日记》等全部封存，具折进呈。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议定吕留良应照大逆律碎尸悬首，其子孙照律缘坐，所著诗文日记尽行焚毁。

但雍正却并没有立即批准廷臣的判决，他的考虑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