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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长公子惨遭腰斩 总书记黯然下台（第9页）

此后，在各种场合鲍罗廷都极力阐述“国民党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党”

的观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下令压制工农运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然固执地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

的领袖，进一步提出要执行“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并且认为现在的武汉政府的领导政权全部归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辅助国民党去完成革命，“谁号召在这个地区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谁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谁就是冒险地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

意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既然是要经过一个国民党阶段，领导权自然要掌握到国民党手里。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联共（布）、共产国际尽力壮大国民党的力量，在国共两党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牺牲共产党的利益来维持统一战线。

这样从整个力量对比上已经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又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

因此，在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面前，共产党失去了抵抗的力量，这不能不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1949年7月，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谈到了自己曾经妨害过中国革命，并一再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错误，他感慨道:“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推卸责任，也为了维护共产国际、联共（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个人的威权，就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手段。

于是，本来就被莫斯科瞧不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自然成了其为开脱罪责所选中的目标，而“不听话”

的陈独秀更是首当其冲。

1927年6月18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阳奉阴违，执行不力”

；在莫斯科，陈独秀一夜之间便由“中共总书记”

被贴上了“坏蛋”

“叛徒”

的标签。

斯大林更是声色俱厉地指责道：“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

甚至严厉指责，“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含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头脑。

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行军队革命化。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正是因为中共中央“对领导权一窍不通”

以致“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

。

由此，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联共（布）和斯大林就把他们在“指导”

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与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责任全部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正确”

路线的“错误”

执行！

斯大林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在他的干预下，陈独秀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共产国际代表还不允许陈独秀出席1927年“八七会议”

和十一月扩大会议。

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待陈独秀的这种斗争模式，直接影响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选择，也造成了陈独秀悲剧性的人生结局。

1927年8月7日上午。

汉口三教街41号。

一俄侨家中会客厅的长条椅上密密麻麻地挤坐着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澎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20名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