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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 遇龚翁受益匪浅 遭冷遇闭门不纳（第1页）

第十一回遇龚翁受益匪浅遭冷遇闭门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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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3日清晨，陈独秀与潘兰珍在储奇门码头登上小客轮，溯江而上，前往江津。

船进猫儿峡，朝暾初起，水光**漾，红色的晨雾飘袅如轻绡薄绫。

陈独秀独自倚栏而立。

眼前，大江滚滚东去，几只上水木船正傍着河岸蠕动逶迤。

江风疾猛起来，吹得陈独秀的长衫下摆，以及剩下不多的头发飘飘欲飞。

离开重庆之前，为避免记者们的纠缠，陈独秀对自己前往江津的事闭口不谈。

启程前，他也没给邓仲纯（邓初）去信通知。

战乱时期，他委实不愿给朋友增添更多的麻烦。

何况，他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也用不着如此客套。

陈独秀为何舍陪都而赴江津？

江津历史老人龚灿滨如此解释道：

我们从陈独秀客居江津期间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成都的杨鹏升，与他当时尚留在重庆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

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

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

二者日机已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群团都已开始向郊县转移；

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任过教，并有着深厚感情的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现江津第二中学——作者注）已先于他迁到了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

在该校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众多。

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开业行医，邓仲纯经常到重庆进购药品，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先借住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重庆办事处，后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与弟弟邓季宣商量后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兄弟俩家中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

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对陈独秀来说，最感亲切的是战时被疏散到江津的安徽人，多达千余人，先期从安庆撤出的安徽公学也更名国立九中设在与江津县城一江之隔的德感坝，安徽名流光明甫等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均会于此，有“小安徽”

之称。

在安徽籍新朋旧友中还有挚友潘赞化与大夫人、高语罕王丽立夫妇、邓仲纯邓季宣兄弟、老战友葛温仲之子葛康俞、安徽名绅胡子穆，以及九中校长陈访先、秘书方孝远，白沙女子师范教师台静农等等。

江津的人文环境，无疑让四处漂泊的陈独秀，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当然，陈独秀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邓仲纯家中两次受辱，更没有想到，小小江津，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归宿。

1985年，曾经为我和孙诗人以及中国不少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们提供过许多珍贵史料的龚灿滨先生死了。

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死了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轰动效应，也实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更不会有人为他劳心费神地写上一篇悼念文章。

然而，客观地评判，龚灿滨先生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社会遗忘。

因为，这位普通的江津人曾经与两位绝不普通的大人物有过交往，一位是死在北京的李大钊，一位就是死在江津的陈独秀。

1927年3月18日，正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也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

游行大示威。

而这次行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就是龚灿滨的江津老乡谭祖尧。

谭祖尧时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读书，系中共党员。

李大钊当时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

谭祖尧则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为李大钊先生手下一员重要干将。

“三?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