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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 叙家事苦情难述 观空战喜上心头（第6页）

他到广州后，陈炯明、汪精卫为他设宴接风，视其为贵宾。

可万万没有料到不足三月，他便成为广州保守势力千夫所措、合力驱逐的“邪恶象征”

。

事情的起因，是他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讲。

他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

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他的演说如天花乱坠，片片喷香。

满堂听众忘了对他迟到的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得入了神。

猛烈的攻击也随之而来。

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为先之旨趣，青年弟子多具有好奇摹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

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欢呼雀跃：“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

他们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独秀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工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

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一日，陈炯明在宴会上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其事吗？”

陈炯明问话的声音很低，不像是在说笑话。

陈独秀一听，也收敛起笑容大声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他还记得1897年7月，自己与庆元前往南京参加盛大的江南乡试的情景。

当时，有一件事留给陈独秀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天气炽烈似火，生员待在狭小逼仄的考棚里挥汗如雨。

一位徐州来的大胖子，将大辫儿盘在头顶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脚趿一双布鞋，双手捧着试卷，在热气蒸腾的长巷中走来走去，上下两个脑袋摇晃着，长声吆吆地念他的得意文章，念到自觉精彩之处，神采飞扬，用力一拍大腿，震得“小脑袋”

一阵乱颤，跷起大拇指连声狂叫：“好，好，今科必中，今科必中！”

陈独秀在自传的结尾中写道：“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

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又因此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的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啊！

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我于意外有意！”

前次在南京监狱中，他写到此处便止住了，然而这才仅仅是他拟写的《实庵自传》的一个小小的开头。

接下来的40多年的风风雨雨，奔来眼底，更值得他写一本厚厚的大书了。

而此时他思前想后，却处于了踌躇两难之中，欲罢不忍。

写，则必然会给他招致更大的麻烦，抑或是一场灾难。

当然，他并不惧怕任何后果，曾经沧海难为水，还有什么样的打击，他不能忍受？他唯一担心的是兰珍，他现在还得对可怜的兰珍负责。

他已经带给她太多的苦难，倘若再因他这篇文章又起战火，将她最后的一点安全感也残忍地夺去，他也实在是于心不忍了。

更何况，他倘若如实写来，重庆能出么？延安能出么？国共两党，皆视他为不合时宜的异物呀！

要是能回避开政治，那倒是一大幸事，可他陈独秀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是政治，又怎能回避得了？

过了些天，陈独秀复函郑学稼：“弟之《自传》，真不能写，也决不能写，但写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

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仍是邓仲纯出面，在与“延年医院”

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大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

而且，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三月的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