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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 叙家事苦情难述 观空战喜上心头（第8页）

陈独秀回到家里，见到嗣母儿子孙女，也高兴万分。

一家人相逢于乱世，除了欢乐，也有悲切。

松年称潘兰珍为“二妈”

，此后又叫女儿尊她为“二奶奶”

，委实是因为他仍然从感情上把高君曼当作他的二姨妈，而非继母之故。

随着延年、乔年的相继牺牲，筱秀病故，松年是陈独秀第一次婚姻留下的最后一枚果实了。

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受湖北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去汉口讲学。

出门那天，他戴上毡帽，用围巾遮住嘴巴，手提小旅行箱，见门口无人，匆匆叫了一辆人力车，向火车站奔去。

此行他决定经上海转道武汉。

就在列车向着上海奔驰的时候，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与邓季宣等人一起登上了一艘海轮，从吴淞口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德港向马赛驰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几年后，陈独秀在北京出狱来到上海，暂住于汪孟邹家中。

潘赞化听说陈独秀到了上海，赶忙来见。

几句问候话说过，潘赞化就提到了此时已经从法国归来的延年、乔年兄弟。

陈独秀问：“延年、乔年知道我在北京被抓的事了吗？”

潘赞化犹豫了一下，鼓足勇气说：“仲甫，我实在不明白，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是怎么调理的？”

陈独秀蓦地盯着潘赞化，隐隐发怒地问：“怎么？莫非这两个杂种希望我死在军阀手里？”

潘赞化坦言道：“意思差不多，只不过话并没有这样明白地说出口罢了。

延年认为，你要真是和北洋军阀作斗争牺牲了，倒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潘赞化直率的话语深深地刺到了陈独秀的痛处，他神情木然，默默地坐了一会，才叹息了一声说：“我的确算不上一个好父亲，我的事太多了，顾不上管他们。”

潘赞化继续说道：“一天晚上，我上法租界去上课，在街上遇到了延年、乔年，他们穿的衣服很少，也很破料，像叫花子一样。

兄弟俩的脾气和你一样，犟得很，我给他们钱他们不要，我叫他俩上我家拿件衣服，他们也坚决不去。

延年、乔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自闯前途，你该满意了吧？”

陈独秀听得出，潘赞化的话里分明带有一点埋怨的意思。

“我在他们那么大时，不也闯关东了么？”

陈独秀看了一眼潘赞化说。

潘赞化道：“延年、乔年出国，吴稚晖从中帮了大忙的。”

说到这里，潘赞化也生气了，提高声音说，“你说你当年也曾小小年纪闯关东，你能和他们比么？你可是随做官的老爹一道去关东享福的。”

的确，作为父亲，陈独秀对儿女们尽到了什么责任呢？没有。

已经离开人世的延年、乔年、筱秀从未得到过他半点关爱，以至于儿女们至死也对他不能原谅。

这同时也成为他难以言说的终身遗恨。

而他留给唯一活着的儿子松年的，同样是除了灾难与惊骇，便是无尽的孤独与悲怜……

松年比两个哥哥小十来岁，当他诞生时，父亲已经与姨妈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即便回到安庆担任省政府秘书长期间，也很少再回陈家大洋房子，也从不给家里写信、寄钱。

在松年幼时的记忆里，只知道父亲“陈仲甫”

在家里是个受到众口谴责的人物，他丢下自己的妻子儿女，居然和妻子的妹妹私奔。

再后来，他听家里人说父亲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松年的母亲长父亲三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

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