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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理解他的痛苦（第1页）

周恩来理解他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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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在卢绪章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努力下，广大华行的业务不断扩大，不仅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还把生意做出了国界，先后在苏联、美国开展起国际贸易。

到1942年，广大华行的资金已增加到法币20万元，到1944年，资金已达美金30万元。

卢绪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特别党员、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等头衔，成了陪都商界著名的“大款”

，与四川、云南、上海等方面的资本家建立了业务关系，甚至还得到国民党ＣＣ系特务头子陈果夫的青睐，被聘为陈果夫组建的特效药研究所理事。

广大华行的其他共产党员也同各地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物建立起了关系，在抗战后期被派到美国去开展国际贸易的广大华行另一位共产党员舒自清，就是利用蒋介石的妻弟、侍从秘书、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兼军委会机要组组长毛庆祥的关系，以毛庆祥的“生产促进会”

的名义去美国的。

作这样的“资本家”

，是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同样有着战场斗争的艰辛与残酷，同样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

卢绪章多年后对他们这种生活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说了这样一段话：

“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车、开宴会、穿西服的大老板，应酬各方，轻松自在，但内心的压力和苦恼是少为人知的。

我们既要防国民党鹰犬的跟踪，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热讽。

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敌斗争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个人的安危与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人会想到，为了贯彻周恩来的“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暴露身份”

的指示，这些经济干部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付出了多大的感情代价。

卢绪章永远不能忘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在红岩嘴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

妻子发火了，查问这一夜在外做什么。

我只能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

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

’说着就掉下了眼泪。

看到她那样难过，我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

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委屈了。”